的存在，依靠的正是門閥士族政治這一基礎，這一基礎若被摧毀，門閥士族也就難以生存，必然要隨之滅亡。

中土統一後進行政治改革是必要的，但改革假若觸及到了門閥士族的根本利益，甚至直接關係到了門閥士族的生死存亡，那改革還能繼續下去嗎？所以先帝採取了溫和的改革手段，循序漸進，儘可能緩和矛盾，減少衝突，但即便如此，政治風暴還是接連不斷。今上登基後，銳意改革，在山東和江左貴族集團的支援下，他加快了改革步伐，加大了中央對權力和財富的佔有，並不遺餘力地遏制和打擊各貴族集團尤其是關隴貴族集團的實力，結果統治階層內部的矛盾驟然激烈。

今上是中土統一的大功臣，他統率軍隊征服了江左，並鎮戍江左達十年之久，穩定和發展了江左，鞏固了統一大業，所以江左貴族集團也就成了今上的堅強後盾。在先帝朝，江左人和山東人的命運是一樣的，都是關隴人遏制和打擊的物件。現在江左人藉助今上的登基，成功進入朝堂，直達權力核心，那麼山東人自然就成了江左人抗衡關隴人的盟友，而進入權力核心是山東人夢寐以求的事情，於是江左人和山東人一拍即合，雙方聯手支援皇帝的激進改革策略，試圖以改革來反制關隴人，遏制和削弱關隴人對權柄的掌控，實現自己東山再起的夢想。

改革進入了快車道，改革派和保守派的矛盾隨之激化，關隴人和山東人、江左人的衝突也隨之劇烈。

齊魯人做為山東人的組成部分，距離關隴最遠，與關隴人的隔閡也太深，可以想像雙方之間的矛盾有多激烈。王薄、孟讓是齊魯人，長白山義軍也是齊魯人，他們之所以成為中土大地上第一批舉旗反隋者，有其必然性，這其中不但有深刻的歷史原因，也有著對現實政治狀況的憤怒和仇恨。第一批反隋者，名義上是反東征，反徭役，反關隴人的統治，實際上是關隴人和山東人數代積怨的一次總爆發，某種意義上也是皇帝和中樞以中央集權制為目標的激進政治改革策略的失敗。

對於齊郡發生的這場由齊人主導的叛亂，齊魯地區乃至整個山東的貴族都很關注。段文操做為鄰郡太守，尤其關心。

段文操是齊魯人，世居北海，段氏亦是齊魯豪門。拓跋氏北魏分裂時，段文操的父親段威扈從孝武帝西行入關，自此效命於關隴，歷西魏和北周兩朝。段文操聲名不顯，但他的哥哥段文振卻是中土名將，功勳顯赫。段文振文武幹略，在統一大戰和對外戰爭中屢建功勳，曾官至太僕卿。關隴人尚書右僕射蘇威與其有仇怨，曾設計陷害段文振，使其除名為民。好在山東貴族齊心協力，為其申冤。先帝旋即再次起用，授其為大將軍。今上登基，重用山東人，首選便是段文振，授其以兵部尚書之高位，引為股肱。

當時段文操是衛府武賁郎將，兄弟兩人同在軍中為高官，這也算忌諱之事，遂遭到關隴人的“攻擊”。皇帝於是把段文操調離了軍隊，讓他去督秘書省學士。學士皆為儒雅之人，段文操一個粗鄙武夫，哪能勝任？結果矛盾激化，段文操憤怒之下鞭打學士，遭御史彈劾。皇帝無奈，只好將其外放地方，到魯郡做了太守，其背後的意思是想利用他的齊魯人身份和段氏在齊魯的威望，緩和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幫助中央在齊魯地區推進改革，貫徹實施改革措施。

段文操到了魯郡，理所當然得到了齊魯貴族的歡迎，一定程度上也緩和了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矛盾。本來這是好事，有助於中央改革措施的推進和落實，但事情的發展卻偏離了預想的軌道。

齊魯人自段文操主政魯郡後，感覺有了依靠，有了領袖，有了主心骨，士氣突然就高漲了，膽子也大了。試想段文操的哥哥段文振是兵部尚書，當朝宰執，深得皇帝的信任，有這樣一層**的關係，齊魯人還怕啥？於是齊魯貴族和關隴官僚之間的矛盾迅速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