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西單一家藥店去買胃藥，“當時西藥店的藥品絕大部分是洋貨，店員取出幾種胃藥，其中有德國貨、美國貨和日本貨，沒有中文說明書。他把每個瓶上的說明以及盒內的說明書都仔細看過，然後選購了一種。店員以為他是精神病患者，我在旁邊連忙解釋說‘他懂各國洋文’，使所有在場的人立即向他投以‘奇怪’的眼光”【65】。

日常生活如此，登上講堂也頗有點“怪招”。在清華園內的課堂上，陳寅恪一上課即提出所講之專題，然後逐層展開，每至入神之處，便閉目而談，滔滔不絕，有時下課鈴響起，依然沉浸在學海之中盡情地講解。每堂課均以新資料印證舊聞，或於平常人人所見的史籍中發現新見解，以示後學。對於西洋學者之卓見，亦逐次引證。有時引用外文語種眾多，學生不易弄懂辨明，陳氏便在黑板上把引證材料一一寫出，讀其音，叩其義，堂下弟子方知何為梵文，何為俄文等語言文字。因陳氏每次講課不落俗套，每次必有新闡發，故學生聽得津津有味，陳寅恪的名聲越來越大，一些大學教授與外校師生也專程前來聽講。據陳寅恪的受業弟子藍文徵對臺灣學者，即陳氏的再傳弟子陳哲三說：“陳先生演講，同學顯得程度很不夠。他所會業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講，如梵文、巴利文、滿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於英、法、德、俄、日、希臘諸國文更不用說，甚至於連匈牙利的馬紮兒文也懂。上課時我們常常聽不懂，他一寫，哦！才知哪是德文，哪是梵文，但要問其音叩其義方始完全瞭解。吳宓、朱自清都常來聽講。他的書房中各國各類書都有，處處是書，我們進去要先搬搬挪挪才能坐下。”又說：“（陳寅恪）平日講書，字字是精金美玉，聽講之際，自恨自己語文修養太差，不配當他的學生。每到他家，身上總帶幾本小冊子，傭人送上茶果，有時先生也教我們喝葡萄酒，我們便問其來歷，他於是把葡萄原產何處，原名什麼，最早出現何處，何時又傳到何處，一變成為何名，如此這般，從各國文字演變之跡，看它傳播之路徑。這些話我們都記在小冊子裡，日久之後，積了不少小冊，可惜九一八之變起，我只身入關，那些小冊和藏書便全部淪陷了，至今想起都感到無限痛惜。”【66】

“讀書必先識字”是陳寅恪的至理名言，也是經驗之談。自在家塾唸書起，到第一次由德、法留學回國止，在這一段時間內，陳氏除研究一般歐洲文字外，關於國學方面，幼年即對於《說文》與高郵王氏父子訓詁之學都曾下過一番苦功。研究的重點是歷史，但並不是為研究而研究，其目的是“在史中求史識”，也就是“在歷史中尋求歷史的教訓”。在陳寅恪看來，中國曆代興亡的原因，歷史上的中國與邊疆民族的關係，歷代典章制度的嬗變，社會風俗，國計民生，與一般經濟變動的互為因果，及中國的文化能存在這麼久遠，原因何在？這些都可在歷史中找到脈絡。正是陳氏所下的硬工夫，才成就了他的名山大業。與陳寅恪同時代的學子，不過能背誦四書、《詩經》、《左傳》等書，但陳氏卻技高一籌，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流利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經解》及《續皇清經解》就成為其經常誦讀之書。【67】據陳氏弟子蔣天樞說，陳寅恪在國外時，曾攜有兩部《經解》石印小字本，其中一部《續經解》直到陳氏去世後尚存於遺物中。【68】另據俞大維透露，陳寅恪對於史書讀得格外用力，特別注重各史中的志書，如《史記》的《天官書》、《貨殖列傳》，《漢書？藝文志》，《晉書》的《天文志》、《刑法志》，《隋書》的《天文志》、《經籍志》，《新唐書？地理志》等等，同時也相當重視各種會要，還有三通（南按：《通典》、《通志》、《文獻通考》），並大量閱讀其他雜史。因為注重史實，他很欽佩劉知幾與章學誠，尤其推崇司馬光《資治通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