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滬兩地建築界的專家學者對此議論紛紛,書面意見雪片一般飛到了總理的面前,幾乎所有的矛頭都指向了大會堂的這個“大”字。
為了向大家解釋清楚,平息這場爭論,1958年11月初,周恩來在御河橋交際處——也就是當年袁世凱簽署“二十一條”的地點,召開了擴大的專家會議。
“放大一倍”和“中央大廳”本是周恩來選中規劃局方案的兩大關鍵,卻成了會上專家們抨擊的中心。梁思成首先拿起筆,在總理面前畫了個大頭小身子的小孩兒形象,“把一個孩子按比例放大一倍,他也不是個大人,大會堂就犯了‘小孩兒放大’的毛病。”梁思成說,羅馬的聖彼得大教堂也用了“尺度放大”法,人一進去立刻覺得自己微不足道,彷彿到了“巨人國”。這樣的方法用來表現神權無可非議,用在“人民性”第一的大會堂上就很不適宜了。
羅瑞卿:拆我的樓,我有意見(6)
至於中央大廳,用北京工業設計院總建築師王華彬教授的話說就是“大而無當”,“從大門走到大禮堂一共要經過五道門,有多少亮光都被擋在外面了,中央大廳竟然有180根柱子,既無用又擋光。光線不足就要依靠人工採光,又是一筆浪費”。
面對專家們連珠炮似的質疑,周恩來沒有從正面回應。“聖彼得教堂是神權社會的產物,有意識使教徒進入之後感覺天主偉大、自身渺小。我們不同,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大會堂空間、體型、面積擴大一倍之後同樣要注意由內而外體現‘平易近人’四字,不要故弄玄虛,讓人成了物的奴隸”。
實際上,對於大會堂的“大”,張鎛從純建築學的角度做出過很有說服力的解釋。他說,大會堂的龐大體型是由廣場的超大面積決定的,因為從來沒有在如此巨大的空間中安排建築的先例,大會堂的“放大一倍”也只是種大膽的嘗試。唯一能確定的是,在特大空間運用“正常尺度”的建築物是有失敗先例的——偽滿洲國曾經在長春郊外建了自己的首腦機關,一個又深又寬的廣場,卻在兩廂排列了一串普通大小的西洋古典柱式石建築。不但襯得廣場空曠荒蕪,更顯得房子“小鼻子小眼”十分寒酸。“其實每棟建築單看都不錯,放在廣場上整體考量就顯得很難看了”。
關於“大”的爭論剛剛告一段落,梁思成又對大會堂的整體風格提出了更加尖銳的批評。他說,建築分為四種——中而新、中而古、西而新、西而古,對於中國的現代建築來說,最不可取的就是“西而古”。可大會堂幾乎是個文藝復興建築的“復刻版”,“不要以為在細部加上幾個斗拱、琉璃、彩畫,它的風格就成了中國的”。
這一次,周恩來的回答更為巧妙,他舉的還是個建築學的例子:“塔就是印度傳來的,經過幾千年本土化的發展,反而成了最有代表性的中國建築之一。我們中華民族之所以偉大,就在於善於吸收他人經驗,活學活用。在大會堂的建築風格上,我們不能被狹隘的民族情結限制住,應該提倡‘中外古今,一切精華,含包並蓄,皆為我用’。”
緊接著,周恩來給在座的專家講了個“畫菩薩”的故事:早年間的菩薩是印度人的形象,還有兩撇鬍子,老百姓都不滿意。畫師於是張畫於市,自己躲在畫後偷聽評論,經過反覆修改,才成就了今天“不男不女”的“中國菩薩”模樣,終為大眾所接受——和那句“一年建成五年修”對照起來,似乎更能體會周恩來講這個故事的深意。
周恩來最後說,受客觀條件所限,現在對大會堂設計的要求只剩下一個了,那就是“一萬人開會五千人用餐八個月蓋完”。如果大家仍舊有意見,“好在我們的建設量會很大,可以在別處再試,這裡就不必再動了吧”。
羅瑞卿:拆我的樓,我有意見(7)
周恩來站在政治高度的一番誠懇表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