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需要用儒家的“仁”去掩蓋法家的“暴”，需要用“三綱五常”來確立漢家統治的合法性！”

作為聖門子弟，郭嵩燾自然知道，聖人之學中原本並沒有“三綱五常”，所謂“三綱五常”是董仲舒加入的。

“從董仲舒為迎合漢武，加入“三綱五常”的那天起，儒家就完全淪為王朝的工具，但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訓，卻使得朝代中原君主都非常清楚，“愚民之道”只是一時之用，畢竟人不可能終身矇蔽，就像秦國一統之後，便有“天下苦秦久矣”之說。在漢武“罷黜百家、獨遵儒家”之後，儘管儒家一點點的淪為了工具，雖說“儒表法裡”本質沒有改變，但是儒家核心的“有教無類，開化民智”卻仍然影響著民眾，加之當時計程車大夫雖說願為君主驅使，但他們卻仍是聖門子弟，仍然堅守著“有教無類，開化民智”的對門之根本，這也就造成了兩千多年來，中國代王朝皆在“愚民”與“開智”之間尋求某種平穩！”

對於漢王的這些觀點，郭嵩燾更多的是聽，若是沒有歐美遊的經驗，或許他會將漢王的這番話視為“大逆”之言，但是在歐美遊的三年，卻使得他能夠理解其中的關係。

或許商君之說旨在“愚民”，但是“民愚則易治”、“民弱國強、民強國弱”的道理卻是放之四海皆準，所謂的“刁民難理”，實際上，就是國弱的表現。如果官府沒有權威，或者權威總是受到百姓的挑戰，自然也就不可能國強。

實際上，在歐美國家，他看到的同樣也是“愚民”與“開智”之間尋求平衡，只不過相比之下，他們進行的更加隱晦，在歐美各國推行的教育之中，為學生樹立法律觀念，其實就用制度“愚民”，或者說用制度去約束人，從而令國家在某些方面對人處於強勢。

但關鍵在於兩者之間的平衡！

“儒家本身並沒有愚民政策，相反，還常常站在一般民眾立場上想問題。儒家提倡“有教無類”，提倡開化民智，希望民眾“有恆心，有恆產”，在儒家經典中根本沒有任何”愚民“政策。反而對於君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甚至在看待個人犯罪時，也會反思是不是社會制度使他們做出這樣的事情。所以，儒家有自己獨立的思考，並不是站在統治者的角度看問題。這一點與法家截然不同，法家是佔著君主的立場上為其出謀劃策。而在實際治國上，一味行以“仁”顯然不能治國，一味施以“霸”，亦會二世而亡，事實上，在治國上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這就有了後世的“儒表法裡”，朝代都是如此，儒法並重。表面上是儒家“仁義”，制度上卻是法家馭民霸術。也就是漢宣帝訓子的“霸王道雜之”，也就是隨後兩千年的“霸王道”的平衡！”

這一番解釋之後，朱宜鋒的唇角一揚，如果不是因為統治的需要，自己恐怕也不會懂得這一切，自己可許會和過去一樣，認為儒家誤國愚民。實際上這是因為，法家作為代王朝統治的核心，普通大眾接觸並不多，甚至無從接觸其“馭民之術”，因為那些的內容都是皇家秘不示人的“法寶”。

到了近代，無從接觸“馭民之道”之核心的尋常百姓，只能看到朝代宣揚的是儒家仁義道德，而發現其推行的不過只是“馭民之術”、“愚民之道”後，就會認為是儒家愚弄了百姓，實際上不過就是儒家是為法家的愚民思想背了黑鍋，而且大多數以為“儒家愚民”的人，根本就不懂儒家，自然也就不知道儒家的本質是“民本”，更不知儒家的核心是“開智”。

最終，近代的落後，使得儒家揹負了“禍國殃民”的罪名，而給其扣上這一名義的人，卻壓根沒有看過四書五經，壓根不知道何為儒，不過只是人云亦云罷了。至於鼓吹法家者，壓根也沒有讀過《商君書》，更不知道法家的核心在於“弱民”、“愚民”，從而達到其“馭民”、“役民”、“虐民”，以謀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