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利，而非結構為一龐大之商業組合。此亦因當日法律上及社會習慣上，未具備此分工合作，釐定其各人義務，保障其各人權利之客觀條件。縱使有近代股份公司式之商業組織出現，亦必因無相似之機構為之定貨發貨墊借賒欠而失敗。

明代商人間商業機構最發達者，為徽州商人，在明末“彼此間發展了匯兌業務的匯票制度”《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頁66~68。為山西商人，其經營情形，見於沈思孝之《晉錄》，為研究中國近代商業者所必窺。其原文如下：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夥而商者，多曰夥計。一人出本，眾夥共而商之，雖不誓，無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匄貸於人而道亡，貸者業舍之數十年矣，子孫生而有知，更焦勞強作，以還其貸。則他大有居積者，爭欲得斯人以為夥計，謂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則斯人輸少息於前，而獲大利於後。故有本無本者，鹹得以為生。且富者蓄藏不於家，而盡散之為夥計。估人產者，但數其夥計若干，則數十百萬產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遽貧，貧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勝也摘錄於多數著作，如《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頁27；《山西商人の研究》，頁266~267。。以上兩處商人，因其資金較流通，故持各處商業之牛耳。但其進步之處，仍系相對的，即較各處資金全不流動之情況為活躍。其與現代化商業組織相比，則甚瞠乎其後。徽商之匯兌，仍賴現銀出入，而非彼方存款，此方轉借，尤未增加資金之數額。其得匯兌便利者為徽商，亦即一極小之鄉里圈。山西商人確可將通常儲存不動之資金活用。前述沈思孝之觀察，恐仍有溢譽之處。然即使其所稱全部確實，其能樹立信用，利用富者款項以經商者，全賴個人操守及道德觀念，此不能有普遍效力，亦不能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以民法及公司法之作保障者相提並論。沈文之更可注意者，則放債者為鉅富，借款營利者為小規模之客商。其資本仍為化整為零，不能聚集高度發揮其運用。因其缺乏龐大商業之組織，業務不能專門化，亦不能以鉅額之商業資本為擔保，引誘其他有居積者繼續投資，並遂行大規模之信用借貸，亦即無法擴充銀行業務（山西錢莊，實為票行，偏重於中國傳統之匯兌業務，而不能發展為現代性之銀行）。各小規模之客商，則既無力亦無意於其營業之現代化。諸如貸款與生產者以促進其製造，設立通訊機構，組織定期船舶之經常航行，保障旅途安全，均非此等小規模客商之所能計及。鉅商大賈則在此落後之商業組織中，愈能利用其政治特權，在短期內獲大利。兩者均與資本主義“萌芽”之趨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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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三言》非歷史著作，但其所包括中國16、17世紀間社會史及經濟史之資料豐碩。吾人以其所敘與其他資料暨歷史背景對照，發覺其所提供商人生活及商業組織之情況大都確切，且其敘述綿密，可以補助較正式堂皇曆史資料之不足。

此三集短篇小說所描寫明末商業情形，無數量之準據。證之當日歐人筆記，中國內河城市之繁華，尚可能為西歐諸國之所未及略舉一例，如Louis　J�Gallagher，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thew　Ricci（New　York，1953）所述。。但《三言》所提出商人生活及商業習慣，以今日眼光觀察之，實在質量上墨守舊規。其癥結又不在商業本身，而系中國傳統政治制度及社會風氣所拘束。其最大障礙為否定私人財產之絕對性。次之則發行貨幣全部為政府職權。政府之力不能及，則付之闕如。政府所創設之交通通訊機構，又不公開為民間服務。此外，官僚地主之聲勢煊赫，家族關係之堅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