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曾是那麼被人奚落，混雜在一群*的貨色中，失魄、廉價、賤賣，就像一個老鴇。

一個作家最大的幸福和驕傲莫過看到他的作品被人崇敬地捧讀，這一點我做到了，我彷彿看見愛德華·紐頓在幸福地微笑。但同時我又看見愛德華·紐頓因為氣憤扭曲的面容，因為他的書在被人像處理死人衣服一樣地沿街賤賣。一個作家最深刻的痛苦和氣憤莫過於此——看不到讀者對他作品應有的愛惜和保護。像這樣一本蘸著作家心血寫就的書，竟然被無知地攤在地上廉價叫賣，這本身已對作家構成了不可饒恕的傷害，而我居然還為便宜了幾塊錢而沾沾自喜。一想到我白天愚蠢又明確的“愉快”，我心中就充滿對自己的責罵。是的，這件事首先要罵的是我自己。我無法去指責別人，但可以指責自己。正因為無法指責別人，對自己的指責就變得更加兇惡、無情，似乎這樣可以彌補對別人無法實現的指責。那天晚上，我被無休無止的自責一直糾纏到夢中。在夢中，我依然聽到一個對我嚴厲指責的聲音。我對自己的指責是如此深刻、勇敢，使我對愛德華·紐頓的愧疚多少變得有點寬鬆。

但是，這顯然還不夠。當我從夢中醒來，看到那本被我用一支菸錢買來的書，我的心中依然欠欠不安，彷彿瞧見了愛德華·紐頓蔑視的目光。我對自己說：看來，你必須要有實際的行動才能彌補你不經意犯下的錯誤。於是，這天午休時間，我又跑去二環路，找到了那個地攤，買了第二本《聚書的樂趣》。這次，我沒有問價錢，而是“很老道”地往封底看了看書本來的定價，照價付了錢。我明顯感到書販子那份包藏不住的竊喜，心裡只是想，但願我的“愚蠢”能讓這書販子多少認識到一點這本書的價值和對它的好感。

把《聚書的樂趣》這樣的書擠出書櫃，攤在地上，廉價甩賣，這似乎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來勢兇猛——越來越猛的潮流。我和我們無法逆轉這個潮流，我們能做的無非就是花點時間在這種地攤旁轉轉，有幸的話（也是不幸），便尊重地（不要去便宜那幾塊錢）把“這樣的書”買回家，用乾毛巾拭盡灰塵，然後慢慢品閱。

1996年10月上旬

卡夫卡的“愛人”和“罪人”

她有一雙纖細的手。她有一頭烏密的黑髮。她的笑容天真善良。她的嗓音“有表演的天賦”。她的名字叫多拉·迪阿曼特。1923年7月，被疾病所迫的卡夫卡來到地處波羅的海的米里茨裡鎮，住進了一個猶太人度假村。有一天，卡夫卡經過廚房，看見一位姑娘正忙著在殺魚，似乎有所觸動，不滿地說：“多麼纖細的一雙手，可乾的活又是多麼殘忍！”

他們就這樣相識了。她就是多拉·迪阿曼特。

當時多拉是這家度假村裡的一個廚房傭工，之前她還在柏林一個猶太人孤兒院當過小裁縫。這給人一種感覺，好像多拉是一個為生計所迫的難民。其實，她出身於一個有名望的猶太人家庭，只是因於年輕和對父母保守意志的不滿，才離家出走，浪跡四方。而同時卡夫卡卻因為日益嚴重的結核病，四處就醫、療養。就這樣，兩個人像兩粒沙子一樣，在這個度假村裡邂逅。是偶然的，又是命定的。此時，卡夫卡的生命只剩下最後的11個月。但就在這短暫的時間裡，卡夫卡受到了一生都沒受到的溫暖和愛。對此，卡夫卡“幸福而誠懇”地告訴我們：這都是多拉給予的。

從一定意義上說，卡夫卡和多拉都是“父母意志的棄兒”，精神上的流浪者，同時又都是“文學的寄生者”。兩人剛相識，多拉就用希伯來語給卡夫卡朗讀了《葉塞尼亞》，讓卡夫卡“一天都沉浸在美好的遐想中”。他們很快相愛，並在柏林租房同居，“過著真正愉快的家庭生活”。在去世前一個月，卡夫卡正式向多拉求婚，但迎接他們的不是婚禮，而是卡夫卡的葬禮。因為沒有擁有愛人的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