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辦法。你看看，每年天氣只要一熱，形容交通警察辛苦的報道里面準要提到記者在長江大橋橋面掏出體溫計居然爆掉，這都成套路了。我們有什麼辦法？出了英雄人物當然要宣傳，既然是英雄當然就不能寫缺點了，就算寫也得明褒暗貶，或者是欲揚先抑，寫得不對胃口我還不是一樣得被換掉。”我覺得大飛也有他的苦衷，但是也不好多說，這時候我才注意到大軍已經在旁邊坐了老半天了，就問大軍的意見。

大軍笑著說：“我是學金融的，對新聞報道是狗屁不通。小時候就愛看黑白的打仗的電影，長這麼大給我印象最深的英雄就兩個，一個是小兵張嘎，一個是董存瑞，不是因為他們做了偉大的事情，而是銀幕上的他們很真實。這些年那麼多民警犧牲了，各地的報紙都報道過他們的事蹟，說真的，有些我還真搞混了。”

大飛沒說話，我知道他有點不高興，忙打圓場說：“好了好了，不討論這個問題了，下班了咱們找地方吃飯去。”大飛也樂得順勢下臺，連聲囑咐我：“有些話對我說就成，別在外面亂放炮。明天報紙又有篇我寫的關於巡邏體制改革的新稿子，你小子可一定得拜讀。”

“好，好，好，明天我把全區的報紙都買下來。”我已經開始邊往外推大飛邊下逐客令了。

媒體的底線和理想的光芒

第二天早晨，風輕雲淡，心情也舒暢了許多，等班車的時候我突然想起答應大飛看他的文章，順手在路邊買了份日報翻找著與公安有關的內容。目光一掃，居然在頭版就瞥到“公安”二字，我暗罵：“這小子現在居然還混一頭版頭條啊。”可是再認真一看標題、作者和內容，我的臉瞬間就變了顏色。

報紙那篇文章不是大飛寫的，而且標題一看就是在質問本市的警方，標題右側還附了一張被毆打過的人的照片。文章內容主要是陳述這樣一件事：

一名民政局的幹部坐公共汽車回家，在車上因為一點小事和女售票員吵起嘴來，雙方越吵越厲害，直到車開到終點那名幹部才氣憤地下車離去。誰知道還沒走多遠，四個大漢就從後面衝了過來，把這名幹部按在地上拳打腳踢，那幹部倒也機靈，一邊遮著腦袋躲避打擊一邊留意看著毆打他的那幾個人的樣貌。

幾個人揚長而去後，那位幹部捂著傷口直奔附近的派出所去報案。那天派出所正好有很多人辦戶籍遷移，門口排了很長的隊，值班民警見他傷得不輕，叫他坐著休息一會兒，然後去叫人過來做筆錄。那名幹部坐著四下張望，突然留意到了派出所門口貼的警務公開欄，上面貼著全所民警的照片。他突然掃到一張彷彿熟悉的面孔，定睛一看，其中一個正是十幾分鍾前參與毆打他的大漢之一。那幹部迅速記下那名民警的名字，然後悄悄地溜走了。

到醫院後，那位幹部馬上給日報的記者掛了電話，《晴川日報》的幾名記者迅速趕到醫院，拍照，詢問情況，並越過市局直接給省廳的警務督察部門打了電話。

報紙雖然沒有直接說那位民警就是打人者，但每句話都暗含深意，而受害者也是言之鑿鑿，彷彿已經確定那位民警就是打人的兇手。報紙最後指出，省廳督察部門表示將嚴查此案，一定給被毆打的群眾一個說法，讓打人兇手受到紀律的嚴懲。

報紙上點出了那名涉嫌打人的民警的名字，是我們的好兄弟——二胖。

二胖的手機一天都關著的，下班後召集大胖、早早和大飛等人去他家，迎面就遇到了鐵將軍把門。隔壁的大媽問我們找誰，我說：“我們是二胖的同事，找他有點事。”

那大媽馬上就變了臉色，說：“哦，原來是找那個打人的警察啊，平時看著挺和氣的一人，怎麼打起老百姓來那麼兇啊。”接著扭頭就走，坐在板凳上和一幫婆姨指著我們這幫哥們兒嘀咕起來。

我和大胖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