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的現場證據收集工作基本完成後，辦案民警集中在一起開了個案情分析會。分局的張局長也當場聽取了彙報。

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的技術人員把當時的情況介紹了一下。現場四周門窗封閉，沒有暴力破壞的痕跡，警察趕到時，女人跟小孩倒在客廳的門旁邊，衣著整齊，腳上還穿著鞋子。女人當場被發現死亡，小孩還有微弱的呼吸，被送到了醫院。

家裡沒被翻動過，很容易被發現的現金首飾依然還在，兇手顯然不是圖財。女人沒有被侵犯過的跡象，進而可以排除圖色。

解剖法醫講述了死者屍體上的損傷情況。大人和小孩都遭受過尖刀類兇器的刺殺，小孩子的傷不致命，因此生命延續了大半天時間。而女人身上刀刀致命，胸部、頸部受傷嚴重，除外之外，手掌上還有多處劃割傷，應該是抵抗時形成的。

“女人的死亡時間是什麼時候？”聽取彙報的張局長很關心這個問題。

“十個小時以上，也就是昨天的下午。”法醫老張分析道。

“如果女人有過抵抗，相互打鬥時會發出響動，白天很容易被人聽到。附近有沒有人聽到？”張局長問。

“我們調查了住在現場附近的人，其中一個鄰居反映了一些情況，但似乎與法醫判斷的情況不符！”負責調查走訪的偵查人員說道，“案發的那天凌晨四點多鐘，那個鄰居聽到死者的屋子裡有爭吵聲，隱隱有男人在說：‘為什麼要離開我！’”

“這可與法醫推斷的發案時間不一致！”張局長轉頭對法醫老張說，“你們的判斷可不可靠？這可是很重要的，關係到案件偵查的方向！”

“法醫對時間的判斷，是根據屍體的屍斑、屍僵，還有現場血跡的變化情況進行的，這些跟現場的環境有關！”老張有些不自信了，“隨著環境氣溫、光線等條件的變化可能會有所改變，所以如果有證人聽到了當時的情況，還是以證人的證言為準吧。”

“證人還反映了什麼情況？”張局長繼續問偵查人員。

“在此之前，那個鄰居見到有不同的男子去過死者家裡，因此認為是那個女人與他人發生情感糾葛，被殺致死！”

“我插問一句！”我坐在旁邊，聽到案件的性質被分析得越來越靠近情殺，有些忍不住了，“案發的當晚，證人為什麼那麼晚還沒睡？”

這個問題並不多餘，案件調查時，所有的情節都必須與客觀相符，沒有相互矛盾的地方。如證人晚上看到什麼情況，就必須查清那晚的光執行緒度；聽到什麼情況，就必須弄清證人的位置與現場之間有無聲音的阻隔物；……諸如此類，以論證其證言的真實程度。這也是公訴機關和辯護律師經常提出的問題！

“證人是個計程車司機，那天晚上本來準備早些收工，但因為載了一個衣著豔麗的女性，以為是賣身女，結果出言不遜，兩個人發生了口角，吵得很厲害。隨後有人報了警，兩人一起被帶到派出所錄口供，那個司機凌晨四點鐘左右才回家。”偵查人員已經把這些細節調查清楚了。

“那麼，我認為就不應該侷限於這個時間段和這樣的主觀推斷，因為我從來不相信一個對特定群體有偏見的人的證詞！”我說。

偏見是一個人頭腦中固定的思考模式，是建立在以偏概全的假設條件之下，比如說見著衣著豔麗的女性，第一反應就是不正經的女人，見著男女二人相處融洽，必想關係曖昧等等，這樣的思維是最易出現偏差的。

“那是因為你對這種人的偏見在先吧？”那個偵查員毫不客氣地說，“不管一個人的思想品質如何，聽到的總歸是客觀真實的！”

我想了想，沒有什麼理由反駁，於是就沒有再說下去。沒有客觀物證佐證，此類問題討論的結果，只能是陷入僵持不下的爭執。而且對我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