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城郊分局辦案，意味著踏過了界，他們心存不服，反映激烈，憋著勁跟我較量是意料之中的事！這從我剛來時，沒人願意向我介紹案情就可以看出來！

“看來本案的關鍵，在於查實死者的身份！只有這樣，才能找到與她關係密切的人。”張局長這樣說，看來他已經接受了這樣的調查結果。

“沒能在現場找到顯露死者身份的戶口簿或其他證件！”偵查人員說道，“我們透過手機卡登記調查，女死者手機的機主叫陳秀，沒有登記身份證號和其它資訊！到戶口管理部門進行人員檢索，叫陳秀和張穎的人很多，但沒有符合兩個死者身份的！”

“對女死者的社會關係調查得如何？”

“向房東調查過了！死者深居簡出，有一個男人經常到那裡過夜，前一段時間住在那裡，與死者很像一家人，但案發後不知了去向。除外之外，沒發現其他來往的人，更沒有發現其他可疑的男性！”

第19章　鄧哲，你還欠著兩條人命呢（三）

“看來同居那個男人的疑點最大！應該就是小男孩提到的‘恐龍’叔叔了！”張局長說，“把這個人做為調查工作的重點，一定要找到他！”

“小男孩的證詞可不可信？”想了想，張局長又問了張法醫一句。

“可信！小孩要比大人誠實，有認知能力的小孩的證詞比成人更可信。”張法醫說道，“而且，我們在勘查現場時發現，死者的血跡有自內向外的運動跡象。這說明，死者受傷時，是從裡向外運動的，兇手實施傷害時也是自裡向外的！這就意味著，兇手之前已身處室內！由此可以得出與小孩證言一致的結論，兇手是受害者的熟人！”

我很贊成他前面的論據，卻不同意最後的結論。這似乎很矛盾，因此我沒有說出來。

“女死者的手機通話記錄查過了沒有？”張局長問偵查人員。

“查過了，大多是送汽送水之類的電話，沒有什麼可疑之處。最後的電話是打給一個心理諮詢所的，通話時間比較長。經過我們調查，那裡的心理醫生認識女死者，她經常去他們那裡接受心理輔導，最後那個電話是為了諮詢一些個人問題。但因為女死者不願意把自己的基本情況說出來，所以心理諮詢所沒有做任何登記，他們對她的個人資訊瞭解得不多！……”偵查人員回答道。

“他們所瞭解的有那些？”

“除了知道女死者叫陳秀，四十九歲外，其他情況都不清楚。”

“她有什麼心理疾病？”

“有一些抑鬱，但並不嚴重！”

“心理諮詢時，女死者說到自己的哪些情況嗎？”

“她曾經跟心理醫生說，自己是個上山下鄉的知青，很小的時候就去了一個山村，在那裡和別人結了婚，後來還生了一個女兒，很久沒有聯絡了，她一直感到心理非常內疚，不能原諒自己。”

“這條線索可以利用一下。”張局長說，“調查一下我市的知青情況，看能不能有所收穫。”

“查過了，女死者沒有詳細說明從哪裡下的鄉，去的山村在哪個地方，因此根本無法查詢！我們還了解到，返城的知青大都得到了安置，剩餘的是自願留在農村的，連戶口都遷移過去了，而且原有的安置部門已經撤銷，所以並沒有儲存下來的檔案。”

“女死者是什麼原因要找心理醫生呢？”有人隨口問了一句。

說實話，這並不是我們必須弄清的。一般說來，死者的心理狀態與案件無關，沒有人會意識到，能從這方面找到什麼線索，因此並沒有人在意這句話，包括我在內！只到後來，我結識那個心理醫生之後，才真正感覺到當時的思維有多麼遲鈍！

“女死者沒有跟那個同居的男人透過話？”張局長有些詫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