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爭的大力開展。這時候，那些受政治形勢影響的人們滿腦子裝的都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以為凡是有人群居住的地方就都存在著尖銳而複雜的階級鬥爭，對此萬萬不可掉以輕心。他們要開展階級鬥爭，當然就得要千方百計地在人民中間尋找足夠的階級敵人，作為鬥爭物件；不然只有革命的動力，沒有革命物件，這場鬥爭該誰與誰鬥呀？如果沒有被斗的階級敵人，那麼階級鬥爭怎麼能開展得起來？所以據內部知情人士透露，當時上級規定，每個地方都必須得有百分之五的階級敵人。那麼，這樣以來，革命群眾所佔的人數比例自然就是百分之九十五了，這既能體現人民佔絕對優勢，又能開展得起來轟轟烈烈地階級鬥爭，恰到好處。這一內定的政策落實到農村，就成了每一個生產大隊，乃至每一個自然村，都必須得有百分之五的地主、富農。哪個地方如果地主富農沒有達到這個比例，在社會主義教育（簡稱“社教”）運動中就要堅決補民主革命的課，筷子裡邊選旗杆，對土改時原本定為中農成分的那一部分上中農破格提拔，把他們升級補定為“漏劃地主”，以此作為階級鬥爭的物件—敵人。聽說藍田目前社教運動中這一工作抓得特緊，措施也十分強硬。如果哪一家一旦被補定為漏劃地主了，那麼馬上就分他家的房子、傢俱、一切東西。這還不消說，最主要的是人還要沒黑沒明地上會挨批判，那種活罪就受不下來。據說被補定為漏劃成分以後的那部分人因此跳井，上吊，服毒……尋求各種方式自殺以求解脫的人就多得很，在“社教”工作中屢見不鮮。

對此，牛保民聞風喪膽，不寒而慄。他心裡清楚他家在土改時的內情，知道如果現在廟東村要是開展此項工作，那麼他家肯定是補定漏劃的頭刀鬼，於是思想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心裡日夜都在為此事而熬煎，精神上承受著超負荷的壓力。他已經預感到所擺在自己面前的那為期不遠的可怕處境，每一遇著了他們村被抽調到藍田去參加社教工作而回來的人，就設法去打聽藍田社教的情況。他心驚膽戰地聽著那些從藍田社教回來的人給他講述藍田社教過程中所發生的那些讓人毛骨悚然的生動事例，無可奈何地等候著他們村這一天的到來。他無能為力改變政治形勢，無計可施逃脫厄運，只能眼睜睜地就這樣一步一步地朝著厄運去走，忍受煎熬，束手待斃，故而身心就悄無聲息地在日益憔悴—他清楚地知道，這次自己無論如何也是在劫難逃。

其實事實也正是這樣，廟東村生產大隊隊委會為了有力配合下一步社教工作在本生產隊的順利開展，早就在全生產大隊的社員中就解放前幾年的經濟狀況進行了逐個詳細地摸底兒排查，同時也已經暗中把牛保民家作為了漏劃地主的頭批嫌疑物件。你想想，隔壁他弟弟牛保國，家業解放前遠沒有他大，五一年土改時就已經都被定為地主成分了，而把他家現在補定為漏劃地主，那還有什麼說的。解放後的十多年，經過打土豪、分田地等一系列運動，直到六十年代的現在，日子還過得很拮据的那些老貧僱農們眼睛早就都盯住牛保民家那寬裕的家境不放了，甚而有的原本還想自家的房子破了，得趕緊想辦法修補修補的，現在也都懶得修補了，專門俟候著社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