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龍的這篇文章勝就勝在資料詳實，將歷史上二十世紀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崛起時總結出來的各種民族主義歷史資料都往上貼，每一個他所舉出的例子都有相應的史料證據加以左證，而且全都是正面例子。

王文龍知道，這篇文章發表出去，哪怕是最保守的儒家學者也沒有辦法反駁。

幾天之後，這篇《古來之民族主義發表在《蘇州旬報上，果然立刻就引起江南學者的極大反響。

民族主義在江南本來就有相當大的潛在影響力，從遠期來看這甚至是一種可以讓江南仕商不再被東林黨人綁架的思潮，而此時雖然這樣的思潮還沒有發展到足夠力量，可是不少接觸了《民族國家論的江南學者卻已經對這種理論感到頗為親近。

前段時期大量儒生對《民族國家論的攻擊讓一些喜好此論的人難以找到反擊的藉口，而王文龍的《古來之民族主義一出，瞬間將民族主義的根子託上了古之聖賢。

《古來之民族主義這篇文章立馬被大家傳看，這一期的《蘇州旬報直接賣到脫銷，甚至有抄報行專門將《古來之民族主義印成小傳單在市面上發賣。

可是這樣的行為很快就遭到禁止。

劉成直接聯絡蘇松常鎮四地的官府要他們察禁市面上敢於發賣《古來之民族主義傳單的商人，光是在蘇州市面上就抓了一批的書客。

雖然抓了一大批印傳單的小商人，但因為《蘇州旬報背後有李三才的保護，劉成一時拿《蘇州旬報還沒有辦法。

為了打擊王文龍的名聲，他便號召自己手下幕僚攻擊王文龍的《古來之民族主義。

被逐客令從京城趕出來的山人之中頗有些有本事的。

逐客事件之後江南就流行起一本名叫《逐客鳴冤錄的書，此書就是被從京城驅逐的山人所寫，文字非常有力。

《逐客鳴冤錄站在山人視角大吐苦水，表明他們這些幕僚也是科舉無望，為了養家餬口才不得不出山做事，沒有道理成為眾矢之的。

雖然江南有名望的讀書人對於這些不參與科舉依靠當幕僚上位的山人頗看不上，但是不少沒有本事考上科舉的小讀書人卻以為這些山人是自己的同類，此書引起一些江南窮苦士人對他們的同情。

而《逐客鳴冤錄為表示這些山人所犯的事情不少是因為朝廷昏暗，所以書中有頗多指斥朝廷之語，而作者怕被追究也是匿名而寫。

其實寫出這書的山人名叫王啟維，他此時就在劉成的府上。

劉成也不知道王啟維寫過這樣的書，只知道王啟維有一支利筆，直接給他下任務，要他攻擊王文龍。

王啟維本來就是靠打筆仗生活的，自然要在新東家面前賣弄本領。

他先從劉成那裡拿到王文龍的全部資料，稍加分析之後就對王文龍輕視起來。

他以前要抹黑的，都是朝中有名望的官員，而在他看來王文龍雖然當上了官，但是卻是幕僚出身，雖然有許多文章傳揚於世，但本質上也無非是一個混得更好的山人而已，這樣的人若失去靠山，攻擊起來毫無難度。

王啟維於是直接下筆寫文：

“王文龍此人，本無功名，混跡閩省，結交貴人，奔走於內監、官員門下。鼓弄些西洋風物，傳揚些經濟之道，其言論於海外閩人之中毫不罕見，無非是內陸之人少聞，故以為貴也。有人以為王文龍有甚本領，卻不知其乃是買高賣低，專以魅惑之言炫耀世人。”

“評論此輩人物，多不過以為乃是一個機敏些的海外商賈，科場也不曾入過一回，竟有人以為那‘地理’、‘經濟’、‘考據’、‘物理’真能稱之為學問，豈非貽笑大方？”

“如此之王文龍混跡大明四載，竟能當監生、成幕僚、出門則鼓吹者雲集，所謂‘建陽公’‘靜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