拘留所。據說他當時火冒三丈，要動手打人，結果是用刺刀押送進去的。在短暫的監禁期間，他的思想發生了急劇的變化。6月的一天，家人收到了他從監所寄來的信，後來郭平英在給我的信中抄錄了這封信。他在信中寫道：“我在這裡談出了全部心裡話以後，眼睛突然亮了起來，這一變化來得那樣突然，我一個人在屋子裡又笑又哭，只覺得自己變輕鬆了。”他還說：“以前我們大家在歡笑中團聚的景象一次又一次地浮到我的眼前，一次次我在淚眼蒙朧中看見爹爹的笑，媽媽的笑……這一切是曾被我破壞了的，但我一定要把它們爭取回來。你們知道，我是愛你們的，這愛一直偷偷地藏在心裡。現在我集中了一年半對你們的感情，它不是文字能表達的，也不是眼淚能發洩的。我只是真心希望你們好，希望你們快活。”由這些話判斷，促使他發生突然變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對父母的愛和負疚感，是與家人團聚的渴望。世英是一個極重感情的人，對父親又十分敬愛，他曾向我嘆息：“我活著有什麼用，能把我的生命加給我父親就好了。”事實上，在以前因為離經叛道而與家庭關係緊張的時候，他的確已經常常感到負疚了，只是不知道該怎麼解決這個矛盾。因此，入獄實際上提供了一個浪子回頭的最好機會。至於在思想實質上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從這封信上還看不出來。

處理決定很快就作出了，讓他去農場勞動。在成行之前，1963年暑假裡，他曾來北大一次，我因為回滬度假，沒有見到。他讓陳老師轉告我，說我們一定有機會再見面。陳老師還說，郭世英大大地變了，我見了會大吃一驚的。1964年除夕之夜，我們寢室的同學正在聚餐，忽然聽見有人喊：“郭世英來了！”隨即我看見他站在寢室門口，原先的長髮已換成短短的平頭，臉胖了，黑了，變年輕了。他用清澈的目光看著我，微笑著說：“把我忘了吧？”我傻坐著，目不轉睛地看著他，一股歡樂的暖流湧遍全身。在當晚舉行的年級聯歡會上，他感情飽滿地唱了一曲他父親作詞的《人民的領袖萬萬歲》。1965年春節期間，他從農場返京探親，又來學校看我。那天夜晚，我們在街上散步很久，他錯過了回城的末班車。他對我談在農場的感受，說：農場的組織太嚴密，有一個牢固的體系，個人對此毫無辦法；如果幾個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搞一個生產隊，一定很有意思。他還告訴我，農場有一個姑娘追求他，他必須小心維持平衡，很難辦。我問他今後的打算，他說對棉花感興趣，想研究植棉。果然，在農場勞動兩年之後，遵照他自己的意願，他的學籍從北大轉到了農大，義無返顧地走上了學農的道路。當時我正在農村參加四清，中間暫時回校時，我們曾約在北海公園見面。我們還時不時通訊，他的最後一封信寫於1966年1月，信中邀我去他家，不久後我和圖道一同去了一次。這是我們在文革前見的最後一面。

我儲存著世英給我的全部信件。這些信表明，他確實在非常誠懇地清算自己的過去，剖析“反動”思想的根源，渴望走上新路。在農場期間寫的幾封信裡，就充斥著這樣的內容。如同可以預料的，他把根源歸結為個人主義。所謂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這是那個時代最流行的論調之一，他終於也接受了。不過，他看出個人主義是建立在狹隘的個人式的實踐基礎之上的，因此，要戰勝個人主義，就必須改變實踐基礎，投入到全面的社會實踐中去。這就和毛澤東關於知識分子到工農中去的指示掛起鉤來了。他在信中摘錄了一段日記，其中把自己與麥賢德、焦裕祿這些榜樣人物進行對比，說他們思想的出發點是人民怎樣，從不問“我”怎樣這種問題，自己思想的出發點卻是“我”怎樣，即使為人民服務，也覺得這是“我在為人民服務”，失去了“我”字，就一切都沒有意義了。造成這個區別的原因在於不同的實踐，基於這一認識，他衷心地呼喊：“到工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