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去，滾他一身泥巴！全世界什麼最乾淨？泥巴！”

個性自由曾是他最崇尚的價值，現在還要不要呢？他找到了一個思路來說服自己。他說，過去他把共產主義等同於個性發展，認為個性發展應成為社會的動力和目的，現在他認識到：“人性論的提出本身就是階級鬥爭的反映，而在共產主義提階級社會中的理論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也就是說，個性自由作為資產階級人性論的範疇，不能用來解釋階級已經消滅的共產主義。什麼能解釋呢？他極佩服當時剛發表的毛澤東的一段論述，大意是說在階級消滅後仍有新與舊、先進與落後的鬥爭。他據此得出結論：共產主義也不是個性絕對自由發展的社會，個人與社會之間仍會不斷產生矛盾。

現在我重讀這些信，多少感到悲哀。如果世英只是在探討理論問題，當然很正常，他的思考中還不乏閃光之處。但是，實際上他是在一種被迫接受的原罪意識的支配下進行這些思考的，懺悔者的身份業已預先規定了思考的路徑。他是一個真誠的人，不肯口是心非，也不肯敷衍了事，一定要用自己的頭腦把問題真正想明白。這使他的懺悔顯得不是盲目的改宗，而是理性的選擇。然而，唯其如此，就更可哀憐。他身上最寶貴的東西是一種強烈的精神本能，這種本能驅使他追求個性的自由和獨立思考的權利。他的思考可能會並且事實上也發生了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是，當他現在用個人主義和資產階級人性論等理由否定個性自由時，他不只是在批判自己確實犯下的錯誤，而更是在否定自己的精神本能。在貌似自覺的自我革命下面，隱藏著的正是不自覺的對自身精神能源的壓制。當然，這種情況不只發生在世英身上，凡是有比較強烈的精神本能的知識分子無不是如此，我也不例外。區別只在於，在他身上這種本能格外強烈，已造成嚴重的後果，因而必須施以格外努力的壓制。在中國當時的語境中，知識分子是有原罪的，真正被判為原罪的正是這種精神本能，而所謂思想改造就是與之進行鬥爭的漫長過程，改造的成效則體現在能否成功地將它削弱乃至扼殺。回頭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時光耗費在與自己的精神本能作鬥爭上了，而他們本來是應該讓它結出創造的果實的。

不用說，上面這些都是我現在的認識。由於我一向比世英正統，因此，當時我不但由衷地為他的轉變高興，而且在他旁邊起勁地喊加油。

十九、友情呼喚

自從運動開始，我一直懷著一個心病，就是郭世英。從整個運動的狀態判斷，他在農大的日子不會好過。不管他多麼真誠地悔改，x的歷史問題不可能不被糾纏，而性格直率的他不知會作出什麼激烈的反應。我沒有他的一點兒訊息，很想去農大打聽，但又不敢，怕的是凶多吉少，實際的情形會令我承受不了。

沒有料到，在音信隔絕一年之後，這個讓我百般惦念又百般憂慮的郭世英，他自己給我來信了。1967年2月中旬的一天，我捧著剛寄到的信，如同捧著一枚定時炸彈，躲到一個沒人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把它拆封。我真覺得它會爆炸，把我炸傷，如果這樣，我要偷偷地舔淨傷口，不讓任何人察覺。然而，爆炸沒有發生，信中的語氣出乎意料地平靜。信的開頭是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的讚頌，然後，他點出了寫信的目的：“我們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便斷去了聯絡，既無鬥爭亦無聯合，突然成了素不相識的路人。這種沉默雖是心照不宣、有其背景的，但我仍為此遺憾。這種突如其來的沉默決不是毛澤東思想的產物，它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產物，是應被打破的。”接著，他提出了幾點建議，大意就是打破沉默，一起來對我們各自的錯誤思想進行批判，或在鬥爭中合，或在鬥爭中分。讀完信，我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謝天謝地，世英眼下總算是平安的，這個資訊比信中的任何具體內容重要一千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