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殺」，這種大耗損讓我們的戰果幾乎停滯。

另一個合理、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讓那些被咬的男孩自我了結。我還記得他們的臉孔，髒兮兮的，長滿了青春痘，當他們含住步槍槍口，濕紅的眼睛也隨之睜大。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沒過多久，他們就開始集體自我了結：在戰爭中被咬傷的人一起聚集在野戰醫院，同時拙下扳機。我想那是種安慰，知道自己並不是孤伶伶的死去。這可能是他們唯一的慰藉，當然不是由我這兒獲得的。

我是神職人員，住在這個早已失去信仰的國家，幾十年來的共產主義，接著又是唯物論的民主，使得這個世代的俄國人幾乎不曉得也不需要宗教這種「群眾的鴉片」。身為隨軍牧師，我主要負責蒐集臨終男孩留給家人的遺書，並分派所有我能弄到手的伏特加酒。這是個可有可無的職位，我知道國家正走向哪個方向，我也不覺得會有改變的契機。

正武進攻莫斯科前的幾星期，也是科司楚馬戰役之後，我來到野戰醫院，為受到感染的弟兄做臨終祝禱。他們已被隔離，有人被嚴重咬傷，有的還保持健康清醒。第一個男孩不到十七歲，他不是被殭屍咬到(跟他的傷比起來，被殭屍咬恐怕還比較好受一點)，而是有一隻殭屍的前臂被一輛sul52自定砲的履帶碾斷，殭屍的斷臂還連著血肉與斷掉的肱骨，在末端形成鋸齒形的斷骨，銳利得像矛一樣。殭屍伸手要抓男孩，結果殭屍的尖銳斷骨正好刺穿男孩的舊軍服，插進腹部(殭屍本來想抓他的腹部)。男孩躺在行軍床上，腹部仍在淌血，臉色鐵灰，顫抖的手握著步槍。他旁邊橫排了五名受到感染計程車兵。我照例告訴他們，我會為他們的靈魂禱告，他們要不就是聳聳肩，或者禮貌性的點點頭;我收下他們的遺書，這是我該做的，請他們暍一杯，還分他們幾支長官給的香菸。儘管我已經做過很多次了，但不知怎麼的，我覺得有股奇異的感覺在我體內騷動著，一陣緊張，一股顫震的感覺一路傳到心肺。當士兵把槍口對準他們的咽喉，我開始全身顫抖。「大家一起數到三，」他們之中最年長的開口了：「一……，二……」數到二就停了。那位十七歲少年往後飛出，接著又彈到地上，其他人傻楞楞的瞪著他額頭上的彈孔，接著看看我手上正冒煙的手槍，槍在上帝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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