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終日。民產充公之餘，蒐羅並拍賣所謂官產以斂聚軍費跡是解困之一途。舉凡一切無主荒地及學校場地、寺觀廟產、滿人居所、宗祠、書院、會館等多充為公產拍賣，而引來非議無數。

孫政府不但以莫須有，「附逆」的罪名來鎮壓異己，而且用之為勒索稅款的手段，把廣州弄成一個恐怖世界。例如，1923年8月下旬，廣州各銀行，及土絲各大行商曾開秘密會議，一致反對政府新增辦的營業牌照稅，決定不肯申報，但即被政府探得其事，馬上接到大本營命令，大意說：“聞該行等密議反對，此時政府軍餉緊急，該商等應勉為其難，為各行倡率，今若此則無異附逆行動，請力勸諭各行眾遵行”。各行商接函後，大為惶恐，因為“附逆行動”，嚴重的可判處死刑。各行商遂改變前議，只得申報服從。

後世最為黑心的本朝地產界有一屋兩賣之怪事，而本世紀二十年代的廣州大元帥府，不知是財政廳拍賣公產的經辦人員懶於查核，還是故意為之，給錢就賣，以至竟有一個地塊連賣六次、頒有六份業權執照之紀錄，其荒唐令時下的黑心地產大佬亦自嘆弗如。

這是一個永遠無人能夠超越的境界，這已經不是貪贓枉法所能達成的效果了。自古多有無為而治，只有孫逸仙一人達到了無法而治的境界。

**大業為重，大家也要體諒嘛。這話可是大元帥說的，金口玉言，要你信你就得信，不信也信。

時下的粵省，也不全是這樣的官。廣州市參事員鍾錫芬氏，就因反對大元帥府沒收寺觀庵堂廟宇作為公產變賣的提案，被孫大炮的嫡長子廣州市長孫科扣留，指為附效陳逆為虎作倀而狠罰五萬元——北洋系的軍閥們至多隻敢讓督軍團脅迫議員透過議案，南方政府則直接敲榨議員拿錢。

儘管多端蒐羅和獎勵舉報官產頻頻拍賣而引至怨聲載道，大元帥府所獲卻甚為微薄，因為欲投官產者眼見政局不穩，擔心孫大炮的政府隨時倒臺，所投得官產不為新上臺者所承認，官產拍出價格極底，如此民怨而府庫亦無大收穫，實兩頭都不討好，以至大炮哥惟兀自慨嘆：“自軍興以後，粵民供給餉糈已多，現軍餉無可蒐羅，官產亦已垂盡，至有天怒人怨之象”。

這麼折騰了一段時間，依舊是餉源竭蹶的局面，省庫幾無餘款可撥。為此，孫逸仙又當了一次經濟學博士，以大元帥府的名義印製大量“短期軍用手票”發給軍人充為薪餉。其後陸續又有“國庫券”、“地方短期抵納券”、“廣東省金庫券”等各種無本金擔保的紙券出現。

因大元帥府的財政金融信用幾瀕破產，軍用手票等東西皆不為商家民眾所接受，軍人惟有端槍脅迫商家進行交易，這不過是搶劫的另一種形式罷了。孫逸仙幾年前曾指責桂系陸榮廷踞粵時所濫印之紙幣為“既無抵押，又無擔保，完全是進行赤luo裸的無本生意。”而觀之大元帥府所發的軍用手票之者，亦與陸幹卿的紙鈔並無二致。

看來，這兩位童鞋應該是同一個經濟學磚家叫獸教出來的優秀學生，在行事手段上，竟如此同出一撤。

所謂“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孫麾下雖人材濟濟，而孫治下之粵省，卻實已近於太史公所謂“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奸邪起不能塞，官秏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谷不熟不能適”的地步。

然省城商民對客軍及大元帥府的橫徵暴斂怨聲載道，於官史中幾無提及，只在與孫大炮意見不合的一些黨國元老的回憶中略有所述，亦屬語焉不詳，且均被視為鬱郁不得志的政客對汙衊國父之言論而不足信。

惟其時作為孫及其**政府政治顧問的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鮑羅廷，在給蘇俄的秘密報告中亦提及“老百姓非常敵視國民黨。老百姓甚至對孫本人也很敵視，因為他用自己的威望庇護了這種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