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啟用了電影本身的生命力，使電影本身變得有生命感。

賈樟柯　王樽：電影改變人生（13）

王樽：故事、情節反而退到其次。除了你剛才所說的感覺以外，對《北方的納努克》表現的內容有沒有觸動？

賈樟柯：也有。那種原始的、自然的關係，人和環境的抗爭。

王樽：人們對《世界》的負面評價裡，很多人都說影像太粗糙了，因粗糙的畫面讓人認為影片很廉價。我知道那是你追求的影像效果，它們和普通大眾的趣味還是有距離。

賈樟柯：這就回到了我們前面聊到的，追求視覺效果的理解，比如說德國表現主義的那種繪畫，跟非常寫實的人物肖像比，大家一定會非常喜歡人物的肖像，那個人面板畫得很細很逼真，而那個人畫得跟鬼一樣。在我們這裡，大家覺得好看的影像，可能就是八十年代裝修的時候，要呈現的一種掛曆風光片，這是大眾心目當中最完美的視覺形象，但實際上你在繪畫傳統或者是攝影傳統裡面，比如說像佛羅依德的畫，那樣一種視覺的口味可能是大眾接受不了的，但是對於一個製造者來說，我們不能遷就大眾的口味。所以說，我的電影在歐美被認為是畫作水平的影像，在中國就會被認為是胡拍的。後來我就跟我的同事講，你不要去爭辯，你不能跟幾十年的視覺修養進行對抗，大家沒有學美術出身的，瞭解當代視覺的發展到什麼程度，你沒有必要去改變他們，也沒有必要去說服他們，也沒有必要去妥協，我覺得就應該這麼拍。

喚起更多對空間的新理解

王樽：在你的電影中呈現著具有紀錄片特質的風格，你本人也拍攝了不少紀錄片，現在的紀錄片在中國幾乎沒有市場，大多數進不了發行和影院，拍紀錄片對你最大的誘惑是什麼？

賈樟柯：紀錄片是實驗性最強的電影品種，現在紀錄片專題性越來越強，但是實際上紀錄片有一個魅力，就是它的實驗性越來越強，你可以自由地來處理這個形式。我拍紀錄片，可以把對於電影語言新的認識、新的把握、新的實踐放到裡面，這是一個方面。另外一個方面，紀錄片不管它的效果怎麼樣，拍攝過程可以維持一個導演的敏感度，因為你發現新的視覺元素、發現新的人群，進入到新的你不瞭解的人群裡面和空間裡面，紀錄片對你有一種幫助。如果你不去做，你很少有時間安排自己去旅行，沒有人會主動幹這個事情。現在我就是拍一部紀錄片，拍一部長片。其實，最後那些紀錄片能不能上映、反響怎麼樣、影響怎麼樣我並不在意，而是從職業的角度，維持一個導演對光線的新認識、對新的空間的認識、對人的認識，它特別有好處，同時你可以尋找更新的語言方法。

王樽：更新的語言方法指的是什麼？

賈樟柯：比如我拍《公共場所》的時候，第一次用數碼，我想看看數碼有些什麼好的特點。後來《公共場所》的很多方法都用到了《任逍遙》裡面，以前拍攝很難做到那種大幅度的調動，從樓下一直到樓上再下了樓，整個大幅度的運動，以前攝影是不可能出現的，拍紀錄片就可以掌握這個東西，最後會把它放到故事片裡面。拍攝《三峽好人》時也有運用，怎樣把戲劇放在一個真實的空間裡面發生，那個空間裡的人該幹嗎幹嗎，但是我的戲在那裡展開。

還有，它會促使你發現生活中最真實的東西，平時意想不到的東西，拍《公共場所》的時候，我發現，你拍到真正的公共場所的時候，氣氛有時候是冷的。以前我們想到火車站，氣氛一定是沸騰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沒有打擾火車站的那些人們，很自然地去拍攝，你會發現其實是冷，那麼多疲倦的人，整個語言你都聽不清，所以呈現的是一種冷的狀態。有時候，你想象的真實，還只是真實的氣氛。我以前一想寫火車站的劇本，一定是熱鬧非凡的，三教九流穿梭，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