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d　ed�（Cambridge；1969）；and　P�G�：A　Study　of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London，1967）。馬克思曾說英格蘭銀行是“放高利貸者，不再假裝偽善”，又說它“到底使商業得到活動的自由”。美國經濟學家介博茲（John　Kenneth　Galbraith）曾說：“英格蘭銀行在金融界的地位，有如羅馬聖彼德教堂在宗教上的地位。”見彼著Money：Whence　It　Came，Where　It　Went（Boston；1975），p�30。，事在清朝康熙年間，但是英國的工業革命，則展開於19世紀上半期，已在中國的嘉慶、道光年代。並且資本主義形成的條件，在歷史上講，有不可逆轉（irreversible）的趨勢。這也就是說資金廣泛的流通、企業在所有人之外僱用經理、技術上的全面合作三個條件一經展開，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把它們向歷史裡退化地推回去。社會主義可以視為修正資本主義的辦法，但是在技術上講，仍是接受這三個基本條件，只是所有權不同，私人資本受節制而已。

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7）

這些歷史資料，可以給我們治明史的人相當的警覺。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中央集權的傳統強。國際貿易不容易給這國家以重大的壓力，促使它改變傳統的組織和習慣。明代嘉靖年間的御倭戰事，即表現傳統的農村經濟，仍能抵禦新興的商業組織。萬曆年間中國已經與新興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軍事力量直接接觸，雖然沒有節節戰勝，到底閉門自守，仍力有裕如。一直要等到兩百年後，西方資本主義的國家在工業革命已經展開的情況下，挾著輪船和新式武器，才能夠以技術補助長距離之不及，以極緊湊的組織克服數目上的劣勢，使明朝以來所提倡的內向性格和非競爭性的組織，無法存在。我們談及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其基本原因，無非這力量的不平衡。

所以我們指出明朝組織的守舊落後，是針對這種缺點而言。倘使不顧它以後的後果，寫歷史的人也可以把明朝的社會寫得值人賞羨。例如朱明王朝的二百七十六年間，沒有一個帶兵的將領擁兵造反，讀書人一登仕途，中等生活容易維持，其優閒世無其匹，所以晚明文人寫的小品，稱“沖淡”。但是這和我們的處境相去太遠。反過來說，我們也不贊成傳統的習慣，認為外國有的事物，中國不假思索地“古已有之”。西方在這兩三百年既有資本主義的成長，中國明朝，也來一個“資本主義的萌芽”。現在看來，以這樣題材發表的文字給人印象無非“有好幾多人賺了很多錢”。作者既不瞭解資本主義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那他們蒐集的資料也難能與以後發生的歷史事物相聯絡了。

第四，在大歷史的觀點看來，清朝因襲明朝的成分多，而溯本歸原的改革少。所以我們研究中國現代的很多問題的時候，可以追根究底地追究到明朝去。

明朝的覆亡，乃是財政破產，例如1632年（崇禎五年），有三百四十個縣欠繳國家稅糧達半數以上，其中一百三十四個縣全部拖欠《崇禎存實疏抄》（1934版），2；72~89。。這情形不是全國沒有擔負這賦稅的能力，而是因為用兵加賦之後，這國家在技術上已無法管理。原來朱明王朝的財政組織，不以銀兩為基礎，而以實物為基礎。稅率低、公費少，軍隊又用衛所制度自己供應一部分消費，一到16世紀，很多地方情形已與朝代初期的情形不同。又苦於沒有一種龐大的政治力量，足將全國大規模地改組。其實行“均徭法”及“一條鞭法”都是各地以遷就的態度作區域性的更革，不過再度增加最低納稅人的負擔，不變更中央法制的形式。這種組織，本來脆弱，而全國銀兩，總數有限。16世紀下半期張居正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