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公費在內外倉庫積銀逾一千二百萬兩，各地即有銀根緊縮、物價降低的趨勢。何況17世紀初用兵於遼東，銀兩原應流行於南方，至此蒐括使用於極北，而北方不是用銀的地帶。從熊廷弼的報告看來，各項物資不足，大量銀兩入境更只使物價陡漲見程開祜編《籌遼碩劃》（1620版），44；24。。監察官的報告，也是說明大批銀子送到前線，還沒有發生功效就立即內流。而西北流寇作亂，更增加備兵籌餉的困難。

明代的文官組織，也達到了無法管制的程度。萬曆（朱翊鈞）的不親朝，天啟（朱由校）的信用魏忠賢，和崇禎（朱由檢）的剛愎自用，只更使是非不明，人心離散，造成地方政府質量全面降低的趨勢。

滿清入主中國，在外方面糾正了明朝的缺點。在華北實行“囤地”，當事者受害，卻以八旗代替了明朝的衛所制度，減輕明末募兵供應的負擔。用兵於前後“三藩”，軍餉浩大，但是銀兩流行於南方，不與民間經濟相沖突。而且明朝的宗室和捐監，一朝罷廢，也節省了很多無益的浪費，而大量地肅清了阻撓地方行政的惡勢力。17世紀白銀又繼續不斷地流入中國，更造成有利的形勢。滿清君主以堯舜自期，在政治上有澄清吏治的成就。而他們以征服者的姿態入主，利用“薙髮”及“文字獄”的威嚇及修明史、徵“博學鴻儒”的利誘籠絡人心，都有實效。這樣一來，在中國體制簡單的情形下，各項措施，都打入重點。而康熙帝（玄燁）在1661年（順治十八年）的江南奏銷案大量打擊各地區“賴糧”的縉紳，並且又在朝代之初各地修編《賦役全書》，把明末稅收上很多不盡不實的地方，經過一番切實的整頓。所以17世紀下半期以後，中國又有新興朝代欣欣向榮的樣子。

然則滿清的改革與整頓，紀律與技術上的成分多，組織與制度上的成分少。開國以來各部尚書侍郎滿漢各半，康熙帝以1711年的丁額為永久丁額，以後丁田歸併，雍正（胤禛）帝執行“火耗歸公”在這問題上的最近新著為Madeleine　Zelin，The　Magistrate’s　Tael：Rationalizing　Fiscal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g　China（Berkeley；Calif。，1984）。，以其收入“養廉”，併成立軍機處，使皇帝與重要官員經常接觸，對重要事件迅速處理，除了這幾項措施之外，我們找不到更多的事例，算是清朝的創舉。

而且在社會上講，清朝人口更多，領域更大，生產力比明朝高，只是它的本質不能夠和明朝有重要的差別。它的文官集團仍是以四書五經為精神團結的依歸，社會組織仍是以尊卑男女長幼為綱領，上層機構與下層機構的聯絡，也全靠科舉制度維持。鴉片戰爭時，道光（旻寧）帝對林則徐的指示和駁斥，仍表示中國官僚制度的習慣，真理由上至下，不容辯白。耆英對皇帝的報告，以及後來倭仁反對設立同文館的奏摺，也仍表示傳統的內向及非競爭性之所在，不但明與清無異，即漢滿蒙也沒有根本的差別，因為這些文化的性格是長期歷史上的產物，不是民族遺傳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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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給我們的新認識（8）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把清史全部擯棄不要，從明史就直接跳到民國史？話也不能這樣說，當然清史中也有它很多特別的地方，譬如廣州的十三行貿易，就是明代所未有；清朝與各邊區少數民族的關係，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18世紀以後山西票號在中國金融史也是很重要的節目，這種題材，俯拾皆是，史不厭詳，這篇論文開始就已提及。清朝的267年間，必定有很多事故，值得歷史學家的考慮，也還可能有若干被作家忽視的情形，將來一朝發現，可以改變我們對歷史的觀感。沒有人敢狂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