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今後大明用人方面的一種趨勢，劉大人又說政務院沒有做到平等與自由，那麼就請劉大人具體說說吧。”

監政院的主要任務就是對政務的處理流程進行監督，避免因為人的性格、情緒、所處狀態等個人原因妨礙國家大事，既然處理政務的人都不能出現情緒化傾向，那麼監督的人更是要冷靜理性。天啟在成立監政院之前就對人的因素進行過考慮，政務院的信王和都察院的高攀龍都是性格偏內向沉穩的人，他們都能夠聽得進不同的意見。就算自己有什麼看法也不會一意孤行強行要求執行，這就保證了監政者不會越位成為執政者。

聖學院和博學院本身就是學術研究機構，讓劉宗周和徐光啟進監政院主要還是讓他們輔助而不是決斷，況且這兩人本身也不是性子要強的人。四個人都是偏重理性的人就會多講道理少鬧意見，即便出現互相指出不足也是就事論事而不是對人的橫加指責，當然換上楊漣那樣的急性子人就難說了。

劉宗周見信王並沒有因為自己說政務院有錯而不高興，於是說道：“從表面上看這些縣裡的佐官感到不公平，說是難以接受經培訓的舉人超越他們直接被任命為從七品，但這其實是一種假象。大家想一想，就算沒有這回事他們又能升遷到什麼位置上？估計最多在現在職位上終老，不因為辦事不力出現虧空被清理就算萬幸了，他們怎麼會對自己不能企及的職位有不滿呢？”

信王想了想說：“是啊，鬧一陣也沒有什麼好處，這裡面確實有問題。”

劉宗周說：“有問題的還不止這一點，還有一點就是本地的縣令在幹什麼？各府的知府、省裡的巡撫又在幹什麼？無論是誰行文訓斥一頓就能平息的事，為什麼還會鬧到北京來？”

高攀龍一聽也點頭說道：“這說明他們都在暗裡縱容，也就是說他們有共同的利益需要，只不過以這些小吏的名義出來訴說不公平，朝廷不好意思對這些不入流的人出手。以劉大人的意思，這些人的真正目的是什麼？是什麼原因讓他們能夠站在一起來給朝烴施加壓力？”

劉宗周說：“司馬遷在《史記》中曾言道：‘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這些省裡和府縣的官員之所以會這樣遮遮掩掩地指東言西，是因為他們沒有從大鐵公司出售開礦、開工場資格一事中獲取到利益。雖說皇上允許他們賣爵位分成，還從火耗中拿出一部分給他們補貼，但這次的利益訴求不是個人對而是對當地的集體。一是對公不對私，二是因為他們知道大鐵公司是皇上的，所以他們才會隱晦的表達要求而又不好明說。”

信王說：“原來是因為他們是想在裡面獲取利益，認為朝廷直接任命培訓過的舉人為從七品感到不公平只是個幌子，但劉大人說是政務院不能做到平等和自由又從何談起？”

劉宗周說：“皇上為了避免商家大戶盤剝百姓，特意給他們的商業經營作了個兩成利潤封頂的限制，為了給朝廷增加稅源和給百姓做事賺錢的機會，對開礦和開工場等工業方面的經營不作兩成利潤封頂的限制，只是對其利潤分配作了規定。比如說開礦一事，假如一位投資者賺取了一萬兩，其中兩千兩為工人的報酬，兩千兩為朝廷稅收，一千兩在大鐵公司購買資格，剩下的為投資者所有，地方官府一無所有，自然會有意見。”

信王說：“他們有意見跟政務院沒有平等意識還是扯不上關係，再說政務院跟各省各府縣是隸屬關係，他們難道還想跟政務院平起平坐不成？”

劉宗周說：“所謂公平與否，是指出的力和獲得的報酬對不對等，出力大獲得的報酬小就會覺得不公平。而平等是指沒出力而先天具有的東西，像是說兩個人同時出生，一個生在王侯家所以錦衣玉食，另一個生在窮人家只有掙扎活命，不因為人的努力而改變。朝廷沒出力只是因為管轄原因能夠分得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