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著稱於世。明代資本主義的萌芽，首先表現在紡織業，它幾乎把古代紡織技術推向了頂峰。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明代織錦品幾乎損毀殆盡，存留至今的實物已是鳳毛麟角。博物館、研究所和收藏家偶有收藏，又多系袍服剪裁下的零星碎品，原裝成匹的明代織錦已近絕跡。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明代織錦品研究者只有到佛經封皮上去撿拾漸已黴爛的殘片加以探究和考證了。

萬曆棺中織錦品的出現，無疑為研究明代紡織工業史及工藝美術水平，提供了豐富而詳盡的寶貴實物資料。

定陵出土的織錦品，所以後來被考古工作者稱為三千多件出土器物中的首寶，不只因為它有對明代紡織業及工藝美術水平的研究價值，而它的珍貴，同時對於中國古代種桑、養蠶、繅絲、並絲、織綢、紋飾、染色等生產技術的研討，都可以從中得到啟示。

這批絲織品幾乎集我國漢唐以來歷代紋樣之大成，織物組織也品類齊全，從平紋、斜紋、緞紋、變化組織、二重組織到紗羅複雜組織，無不俱備。尤其是織物組織配合紋樣的變化，使絲織品較漢唐更加華麗精美，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更為珍貴的是匹料上的文字記錄，既是研究古代紡織科學技術的珍貴文獻，又是明代紡織工業史的註釋。

明朝自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後，因北方地廣人稀，土地大多荒蕪，宮廷所用大量物資，常依賴於江南。從定陵出土的絲織品可以看出這樣一個事實，無論是作為帝后袍服的織成疋料，或是別有用途的宮廷藏品，多數來自江南。江南氣候溫和溼潤，適合種植桑麻，早在明朝初期，南京、蘇州、杭州等地，就設有宮廷專用的織染局，朝廷委派專人負責監督，並有嚴格的上交數額和檢查制度。“腰封”上的文字正是為了檢查方便所記。隨著大明帝國日趨衰落，織染局製造匹數逐年增加，到萬曆一朝達到了高潮。文獻記載，織染局上交歲額總數原為兩萬匹，而萬曆初期已達到了十幾萬匹，超出歲額總數的幾倍。

明代的蘇州，曾是錦緞織造中心，這裡聚有大量的織染工匠，每個工匠每日僅能織二、三寸，而對這驚人的上交數額，不得不整日勞作，把絲一條條織成錦緞，又一匹匹送往皇宮，而作為織染匠，卻終日不得溫飽，其悽苦之狀不忍目睹。史料記載：萬曆二十九年六月，織染匠們終於開始怒吼了，以葛賢為首的兩萬餘人掀起了反抗朝廷和官吏的大規模暴動。文獻上記載了這一事實，三百多年前拿起大刀長矛反抗朝廷和官吏的，不正是萬曆棺內織品上發現的趙緒、倪全、薛孝、鄒寬、沈阿狗……這些社會底層的人物嗎！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個淺顯的道理，不知萬曆皇帝生前是否想過。

發掘人員將絲織品一卷卷拿出，梓宮內又出現79錠發散著光芒的金錠。多數是十兩一錠，五兩或更小的不多。金元寶絕大部分背面都有字跡，記錄著徵收年月、委官、金戶和金匠的姓名。例如：

雲南布政司計解萬曆三十五年分足色金一錠重拾兩安寧州同知江鋐金戶高如山金匠沈教

雲南布政司計解萬曆四十壹年分足色金壹錠重拾兩委官紹傅金戶杜良金匠沈教

雲南布政司計解萬曆三十六年分足色金壹錠重拾兩委官通判張薦金匠沈教

雲南布政使司計解萬曆四十四年分足色金壹錠重拾兩委官魏元勳金戶吳相金匠沈教

從中可以看出，金錠的貢地多在雲南。儘管從文獻上看，萬曆時的雲南並不盛產黃金，但宮廷的搜刮仍然指向了這片偏遠的邊陲之地，該省每年要向朝廷納黃金五千兩，成為當時的一項沉重負擔。有正直的朝臣看出了徵收貢金的危害，上書勸諫：“雲南大害，莫甚貢金榷稅之事。”戶部主事洪啟初在給萬曆的上疏中也直言不諱地指出：“滇之害無如貢金一事。”然而萬曆始終沒有理睬他們的奏請，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