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之路者，無怪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怪也；牛維馬縶，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怪也。……臣以為變今之士習，而後可也。……士風一淳，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　！”這段話把南宋士人風氣敗壞描繪得淋漓盡致。南宋士人追逐名利是不擇手段的，當時國家憂患重重，士人憂國憂民的不多，想升官發財的卻不少。有一種人是借議論國事來獵取虛名，博得一官半職的。理宗時候，這種情況也很普遍。賈似道看透太學生的這個特點，用做官、賞錢收買他們，他們也就為賈似道歌功頌德。當時有人寫諷刺詩說：文天祥傳 ？１９？“鼙鼓驚天動地來，九州赤子哭哀哀。廟堂不問平戎策，多把金錢媚秀才　。”由此可見一斑。另一種人是借道學做官。當時朝廷提倡道學，有人以講道學為終南捷徑，以謀求官職。他們不談國計民生，終日只講天理性命，正心誠意。朝廷也希望他們這樣，以免議論國事，惹事生非。這種士人對國家人民究竟有什麼好處呢？陳亮向皇帝奏稱：今世儒生，自以為得正心誠意的聖學，其實都是麻木不仁、不知痛癢的人。國家奇恥大辱，漠不關心，群聚埋頭拱手高談性命天理，不知性命天理究竟是什麼。朝廷委任庸人，籠絡小儒，敷衍度日，臣不勝憤慨之至！這把士人的墮落和朝廷用人政策的錯誤，作了大膽的揭露。

文天祥對這種士風十分不滿，他提出必須改變士習，發揚正氣，才能發現可用的人材。他主張對青少年要有正確的家庭教育，除了讀書，還應恪守封建道德。他還建議國子監的學生既要學習經學，也要學習治國之道和邊防、水利等科目，使學者不是隻圖浮名，而要能辦實事。這種見解在當時來說，是很可取的。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兵力和國計。文天祥認為兩者是互相影響，有密切關係的。他承認當時確實兵力不足。他說，宋和蒙古發生戰爭以後，前線東起東海（黃海），　沿著淮河、襄樊，西至四川，處處都須要屯兵設防。調兩淮的兵到東海守城，兩淮的兵力不足；文天祥傳 ？２０？調荊州的兵警衛襄樊，則荊湖兵力不足；調江淮的兵入川，下游兵力也不足。兵力不足，國家自然就弱了。要變弱為強，就得招兵。招兵要發餉，財政機關卻拿不出錢，確實是矛盾。但文天祥反問，難道國家真的沒有錢養兵嗎？不是的。他指出主要是國家沒有計劃，除交納歲幣銀絹以外，從沒有訂出保證軍需的政策，餉項來源自然困難。他指出皇室、大臣和寺觀的揮霍浪費，是國家財政困難的重要原因，那些“照耀湖山”的“琳宮梵宇　”，　建築時爭奇鬥巧，　要耗費多少銀子呀；宮廷中“霓裳羽衣　”，“靡金飾翠　”，　是一筆巨大的開支；皇帝對貴戚近侍“量珠輦玉”的賞賜，是國庫的沉重負擔。國家的錢都花在這裡，養兵的費用還能有多少呢？　他尖銳地指出：“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　”，只有“急求所以節財之道，則財計以充，兵力或於是可強矣”！

文天祥對這三個問題的對策，概括來說，就是紓民困，淳士風，節國用，這些都是正確的。他的建議是匡時救世的良言。一個２１歲的青年，能提出這樣的對策，是難能可貴的，顯出了他具有蓬勃的朝氣。

但是對於第四個問題，　他說：“臣聞外之虜寇，不能為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為中國患，而其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起於通虜寇，則心腹之大患也　。”所謂“盜賊”是指文天祥傳 ？２１？起義農民。在他看來，女真、蒙古軍事貴族的南侵不是不可戰勝的，這當然是對的；但他認為內部有農民起義才招致了他們的南侵，則不符合事實。北方民族南侵，其原因一方面是他們的上層軍事貴族出於貪婪而實行戰爭掠奪政策，另一方面是中原政權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