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曾經受到造反派無數次的質問與刁難。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這篇幾千字的文稿還被造反派當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受到批判。上海一張報紙上還刊載了一篇《評彭德懷和巴金的一次反革命勾結》的文章，就是直接對巴金寫的《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而來的。

在冥冥中與彭德懷對話（4）

有人甚至說他是在為一個右傾機會主義者和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在塗脂抹粉！在那漫天烏雲散盡之後，巴金忽然感到自己當年在戰地寫下的稿子，是一種自豪！他能夠有幸為彭德懷這樣的當代英雄大唱讚歌，莫非不是一種驕傲嗎？

也是在那些被退回來的查抄之物中，巴金看到了他當年在朝鮮歸來寫的小說稿《三同志》。這無疑也是一篇來自真實生活的作品，那是巴金在朝鮮戰地採訪和“深入生活”過程中，從無數志願軍戰士的群像中發現的先進典型。

從朝鮮回到上海以後，他用一個月的時間，醮著淚水用筆寫下了這篇《三同志》。然而，由於“文革”前夕他的社會活動過於繁忙，所以始終沒有時間加以潤飾及修改。這樣，《三同志》便始終沒有拿出來發表。現在，巴金把這歷經劫難竟沒有丟失的《三同志》反覆看了一遍，他忽然感到這應該感謝那些來家裡查抄的紅衛兵小將們了。如果沒有他們的保護，在“文革”中他也許早把這樣的稿子付之一炬了。而《三同志》居然倖免於劫，這實在是不幸中的萬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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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積壓了15年的中篇小說（1）

武康路13號在1977年盛夏將臨之時，煥發出一股勃勃生機。

巴金感到他又像建國初期那樣產生了強烈的創作衝動。他知道寫小說和翻譯別人的著作大不相同。寫作要有靈感和衝動，否則他筆下便不會湧現文彩輝煌的文字。在過去十多年裡，巴金已經絕少在心中產生這樣的衝動了。創作慾望隨著一次又一次無情的精神打擊已變得黯然失色。有一段時間他甚至連文藝作品也不想看，因為那時的所謂文學作品，不過是江青允許出版的幾本。除了《紅巖》尚有一定的文學品位之外，絕無僅有的幾本小說，大多參雜了“文革”時代特有的“假大空”文風，那樣的小說即便勉強他讀下去，也會讓人如同嚼蠟、興味索然的。

而今巴金是從《三同志》的舊稿中，又一次品味到五十年代那場戰爭的硝煙氣味。他心中的創作衝動在與日俱增著，巴金知道自己應該儘快從消沉與悲哀的心態中掙扎和解脫出來。只有自己重新開始寫作，才能對得起在九泉之下的亡妻蕭珊。他究竟寫什麼呢？“文革”時期他是沒有生活感受的，即便有生活，也大多是灰暗色調的東西，善良的巴金不希望在他的筆下過多再現那些陰暗面的作品。

雖然“傷痕文學”在那一時期相當盛行，不過巴金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成為趕時髦的“過往雲煙”。他這一輩子的寫作宗旨，始終恪守不寫則已，一但動筆他就必然要寫自己熟悉和感人的東西。也許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巴金才感到他有必要對“文革”前寫的這部《三同志》進行必要的加工和修改了。他太留戀朝鮮戰場上的那段生活經歷了。他現在越加感激當年自己受命前往朝鮮前線的歷史，他認為那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懷戀的時光。

“離開平壤的那個夜晚，同志們都上車了，我還站在文化宣傳省的門前，我最後一次望著對面月光下的牡丹峰。蘇軍解放朝鮮紀念塔和牡丹峰國家劇場炸燬後的門牆還看得見。一層朦朧的銀白色籠罩了整個平壤城，牡丹峰下面的白色中閃出來幾點燈光。對這英雄的城市，這美麗國土和這勇敢、熱情的人民，我感到一種不能用語言說明的熱愛。我真願意在這裡多留一些時候。可是嘎斯車戴著我們緩緩向下面的市街駛去。穿過那些磚瓦堆，穿過那些斷牆殘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