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3年，一批曾留學中國的“海歸人士”上奏天皇，建議把留學人員召回國內，助推改革：“留於唐國學者，皆學以成業，應喚”，“大唐國者法式備定之珍國也，常須達”。他們試圖靠輸入發達國家的意識形態來拯救國家危機。

公元640年，聖德太子在世期間派到中國留學長達三十多年的高向玄理、南淵請安歸國。在他們之前，僧旻已先期歸來，並在貴族階層中傳授中國文化。

這一批經歷中國隋、唐兩代大變局的留學生（僧）歸國之後，帶回的是大陸先進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為日本社會的封建化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和人才儲備。

日本來華留學生大都會在最高學府國子監進行系統學習，然後又爭取機會在唐朝政府機構從事行政工作。日本留學僧則被唐朝中央政府派往各地名寺，師從高僧，領受佛法。這些遣唐使成為唐朝先進文化的熱心繼承者和播種機。

遣唐使船隊回日本時，唐朝政府也經常派遣中國使節陪同赴日，進行禮節性回訪。遣唐使團不僅帶回大量的中國器物、書籍和日用百貨，也使中國的文學、宗教、政治典章制度等在日本一步步“生根發芽”。

“大化改新”的主導人中大兄皇子以及重要輔臣中臣鐮足都曾在南淵請安和僧旻等海歸派門下求學，深得漢學精髓，並在這批歸國人士的協助下制定了政治、經濟改革的宏偉藍圖。

“堅定不移地向唐朝學習！”成為這一時期日本社會的主流政治理念。

在極權體制下，再崇高的政治理想往往都要藉助血腥殺戮來實現，因為改革常常意味著權力的再分配，發生在公元7世紀的“大化改新”同樣不能逃脫這個定律。

在“不妥協”、“不撞南牆不回頭”甚至“撞了南牆也不回頭”的權力鬥爭格局下，政爭就意味著你死我活。

公元645年（日本皇極女天皇四年）6月12日，大和朝廷太極殿。

朝堂之上文武對列，皇極天皇正在接見朝鮮半島的來使。日本史書《日本書紀》記載，這一時刻是在舉行所謂的“受貢”儀式。莊嚴的朝堂之上殺氣瀰漫，宮門瞬間被全部關閉，新一代政壇大佬蘇我入鹿尚未反應過來，就被利劍穿心，當場斃命。

這次謀殺的策劃者之一及直接執行者，是當朝天皇之子——中大兄皇子。

在場的貴族大驚失色，就連皇極天皇本人也驚出冷汗，蘇我入鹿在此前的*中曾經與她訂立過攻守同盟，但是她作為過渡性領導人，不得不面對既成事實，預設了中大兄皇子的政變行為。

在中大兄的背後，是其重要幕僚中臣鐮足。主僕二人所策劃的這次政變，改變了日本未來一千年多年的歷史命運。

接下來的事態發展盡在中臣鐮足的預料之中，中大兄皇子順利將皇族和多數貴族拉攏到自己一方，並結集起實力雄厚的武裝力量。這支以私家軍隊為主力的部隊盤踞在蘇我家族僱請百濟技工所建造的飛鳥寺，並以此為基地，準備迎擊蘇我入鹿之父蘇我蝦夷的反攻。蘇我蝦夷見大勢已去，於第二天焚宅自盡。

消滅蘇我蝦夷、蘇我入鹿父子之後，革新力量很快組成新政權。習慣於幕後玩弄權柄的中大兄支援另一名皇室貴族輕皇子即位，是為孝德天皇（645～654年在位），中大兄皇子自立為皇太子，中臣鐮足為內大臣，留學生僧旻和高向玄理為國博士，實為高階政治顧問。新政權效仿中國唐朝建制，建年號“大化”，“大化”即“偉大變化”之意。以“法式備定”的唐製為藍本，有步驟地實行改革，並將首都從飛鳥（位於今日本奈良縣境內）遷至難波（今日本大坂）。

二　“海歸派”助推日本騰飛（3）

日本大化元年，即公元646年正月，新政權頒佈《改新詔書》：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