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震懵了。快速發展的經濟快車戛然而止，整個世界陷入恐慌與無助之中，這次危機之慘重，以至於大西洋兩岸的人們不約而同—用這樣一個詞來形容——恐懼。

美國國民經濟的每個部門都受到了相應的損失。三年中，有5000家銀行倒閉，通用汽車公司的汽車產量縮水大半，鋼鐵工業僅以12％的生產能力運轉。到1933年時，美國的工業總產量和國民收入暴跌了將近一半，商品批發價格下跌了1/3，商品貿易下降了2/3以上……

大危機不僅是無比慘烈的，而且具有獨特的世界性影響。美國金融公司不得不收回它們在國外的短期貸款，這產生了種種影響。1931年5月，維也納最大也是最有聲譽的銀行——奧地利信貸銀行宣佈已喪失了清償能力，從而引起了歐洲的一片恐慌。7月9日，德國丹納特銀行也緊隨其後，接著，德國的所有銀行被命令放假，柏林證券交易所被迫關閉了兩個月之久。而工業和商業的崩潰與金融世界的崩潰極為相似，世界工業生產指數到1932年為止下降了三成以上，這是前所未有的；而國際貿易的衰退更為急劇，它從1929年的686億美元下降到1933年的242億美元。

經濟上的大變動引起了種種相應的重大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最嚴重、最棘手的大規模失業問題已達到了悲劇的程度，到1933年，美國的失業人數最保守估計也已達到1400多萬，這意味著美國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是失業者。對於經歷過那個時代的美國人來說，這是一個排隊領救濟麵包、尋找施粥所、退役軍人在街角賣蘋果的年代。在情況更為惡劣的德國，所有這些則最終促使希特勒上臺。

但是，當我們回顧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的時候，我們發現，這個時代並非都如費雪那樣癲狂、梅隆那樣盲目、胡佛那樣麻木。事實上，危機之前，還是不乏智者警告的聲音。

就在股市崩潰前夕，即1929年9月5日，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股市分析師羅傑·巴布森在一次午宴上發表了一篇演說。這位多年來的悲觀主義者不止一次地預警股市大災難即將到來，但是隻想聽樂觀預測的華爾街市場根本無視巴布森的警告。巴布森這一天沒有說別的，只是強調：現在我要把去年和前年說過的話再重複一遍，災難遲早要到來。

而幾乎與此同時，一個富豪因為一件小事突然驚醒，從而成功脫身，這個人就是日後的美國總統肯尼迪的父親約瑟夫·肯尼迪。肯尼迪一次在街邊與一個擦鞋匠閒談的時候，驚訝地發現，鞋匠對股市竟然是侃侃而談，手舞足蹈。他頓時感到一種莫名的恐懼，立即決定拋空手中的股票，他的理由是：如果連擦鞋匠都在買股票，我就不想再待在裡面了。

頑固的胡佛

胡佛對這場大危機是完全沒有思想準備的，在剛開始的一段時間內，他否認危機的嚴重性，繼續奉行傳統庸俗經濟學理論，確信市場自行調節、自由放任政策可以使美國安然度過危機，他一直持樂觀的觀望態度和視而不見的鴕鳥政策。在他看來，1929年10月的證券市場崩潰“只是一件孤立的事件”。危機發生後不久，胡佛即宣稱：“對美國經濟的前途或對美國企業經營的力量哪怕有絲毫的不信任，都是蠢事。”10月25日，他說：“美國的經濟是建立在穩固和繁榮的基礎上的。”胡佛把大危機看作是“一種心理現象”，他親自挑選了“蕭條”這個詞，“因為它看上去不像‘恐慌’或‘危機’那麼嚇人”。

隨著經濟危機的發展，人民群眾的不滿情緒日益蔓延，部分壟斷資產階級為解救瀕臨崩潰的困境，要求調整經濟政策。在這種情況下，胡佛也被迫逐步採取了區域性的反危機措施，從1931年開始，美國推行了以維護自由放任原則為前提的、倡導地方和民間團體自願聯合的政策。

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