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去此十者敵不敢至，雖至必卻；興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如此，才能去以學識，統一思想，除此之外，還要禁止大臣、諸大夫遊學、遊仕，閉塞人們獲得知識和資訊的途徑，儘可能地讓人民愚昧無知、不好學問，使他們專心聽從國家的安排和規劃。正所謂“國之大臣、諸大夫，博聞、辯慧、遊居之事皆無得為，無得居遊於百縣，則農民無所聞變、見方。農民無所聞變、見方，則智農無從離其故事，而愚農不知，不好學問。愚農不知，不好學問，則務疾農；智農無從離其故事，則草必墾矣。”（注：《商君書？墾令》）”

唇角輕揚著道出這番話來，朱宜鋒的臉上露出嘲弄之色，這就是中國古代“農本主義”的根源，其根源不是“以農為本”而是“愚農不知”。

“可怎麼樣讓老百姓變成愚民呢？僅僅不讓老百姓不受教育還不夠，還得錮民。自然也就有了其書中所言“使民無得擅徙，則誅愚。亂農之民無所於食而必農。””

禁止民眾自由遷徙，他們就會愚昧無知，那些不安分的到處遷徙，擾亂農事的人就會失去混飯吃的地方，只好老老實實種地。這正是中國統治者的“愚民”的不二法寶。

“可限制老百姓的自由遷徙還不夠，還要將老百姓變成貧民，正所謂的“力富則淫，淫則有蝨。民富而不用”，所以必須透過限制商業，使百姓保持貧窮，以避免其因富而縱不易役使。“重農抑商”其目的並不是為了維持“農本”，而是為了弱民，為了制民。可是這麼幹，百姓並不樂意，食色性也，百姓並不甘於貧困，畢竟人都向往好日子，這個時候，怎麼辦？如何維持統治？”

搖頭冷笑著，朱宜鋒又一次引用《商君書》中的話。

“所以才有了“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有了“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可如此民眾自然會反抗，這也就是有了秦國的重刑，“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鬥，狠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遊，費資之民不作，巧諛噁心之民無變也。秦國之強，究其本源，就是弱民、愚民、刑民！””

“自然也就有了秦二世而亡！”

郭嵩燾適時的補充一句，而朱宜鋒深以為然的點頭說道。

“所以，後世的統治者，才會吸取秦國的教訓，但在吸取其教訓時，卻又念念不忘秦國以“愚民”治民的成功。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董仲舒適時的出現了！”

提及董仲舒的時候，朱宜鋒的眉頭微微一挑。而郭嵩燾同樣也因為漢王的話鋒轉換，而驚愕的看著他，似乎不明白漢王為何會提及董仲舒。

“就學說上來說，與法家以弱民、愚民、制民為核心不同，儒家學說的根本是“以民為本”，最為代表性的一句話就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甚至在《孟子》中《梁惠王下》中，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在提及此文時，朱宜鋒不禁流露出些許笑容，

“這段話很有意思，其實是孟子給齊宣王下套，齊宣王的一棄、一已，一個斷交、一個撤職，可換成國家的時候，他就左顧言它了，儒家站在民眾立場上，國君不能治好國家，也得負責下臺，並沒有愚民來維護統治者進行統治的含義。那個時候的儒家創立者，不是阿附權貴之徒，而都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不會為了政治利益去出賣人格，為國君出謀劃策。無論是孔子也罷，孟子也好，其學說中盡是“養民”和“教民”。“教民”則一定不是“愚民”的政策，而是恰恰相反。可到了董仲舒那，卻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