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就吸引了京津以至遠近其他各省的許多有志青年輻輳雲集北大。他們環繞在漢花園、北河沿一帶居住，利用北大的課堂、圖書館進行學習並且參加學校的社團活動。除了正式辦了手續的旁聽生外，還有大量的沒有辦手續“溜”進來聽講的。他們當中有中小學教師、政府公務員、報社編輯和失業青年。他們或是慕名而來專聽某教授的課，或長期和本科生一起聽講。這些溜進來的旁聽生一樣不被歧視，一樣可以昂首闊步走進校園，一樣可以堂堂正正地坐在講堂上。教室裡位置坐滿了，他們就站在窗下或教室門口，照樣饒有興趣地聽講。那時許多課沒有教科書，只印講義，這些講義或放在圖書館，或放在教室門口，他們同樣可以自由取用。旁聽生中後來出了不少的革命家和著名學者，如柔石、胡也頻、李偉森以及曹靖華等都曾是北大的旁聽生。曹靖華後來回憶說：“（蔡先生）在北大辦學民主，首倡學校為社會開門，教授為社會服務的作風，是最值得紀念的。他執掌北大時，社會上的各行各業人士都可以進入沙灘紅樓聽課。那些求知慾望甚為強烈，但由於貧困而上不了學的青年，諸如商店的營業員、工廠的學徒等，都可以隨意進入北大講堂聽課，學習文化知識。這在中國教育史上是空前絕後的。”當時任哲學系講師的梁漱溟後來也清楚記得哲學系當時自由聽課的情景：“特別是自由聽講的人極多，除了照章註冊選修這一哲學課程者外，其他科系的學生、其他學校的學生（例如琉璃廠高師的學生、太僕寺街法專的學生等），乃至有些並非在校學生，而是社會好學人士，亦來入座聽講。”註冊部給安排的教室，常常臨時不合用，因為實際聽講的人往往比註冊人數多出一倍。1923年前後，梁漱溟講儒家思想一課，正式註冊的僅90多人，平時聽講的多在200餘人。胡適講課，自由聽講的人更多，就不必說了。

蔡先生提倡平民教育，並且不論年齡大小，不分青年老年。很多中壯年人士常去北大聽課，也是北大一奇。據梁漱溟回憶，他就知道廣東伍庸伯（觀淇）、蘇北江問漁（恆源）兩位當時皆年近四十而天天在北大聽課的。伍先生聽課達一年之久。江恆源當時還是農商部主事，一面任職，一面聽課，最後還拿到了正式畢業的資格。更甚者湖北老革命家張難先先生年近五十，當時也去北大聽過課。　電子書　分享網站

8。人人可以自由聽講（2）

蔡元培不僅向社會敞開北大校門，他還主動關注未受過教育的人，使平民百姓甚至處於社會最下層的勞動者也能享受大學教育，為此他還促成創辦了北大校役夜班和平民夜校。

當時北大第一宿舍丙字號有一個叫何以莊的青年工友，勤於職守，業餘好學，所作文章文理通達，只因家境貧寒無力上學。1918年1月，部分了解情況的學生聯名向蔡元培寫信反映何以莊好學的情況，並附去何的三篇習作，建議蔡元培量才拔用。蔡元培很重視學生的建議，當即給同學回信說：“推何以莊既文理清通，不可沒其所長，已調入文科教務處，任繕寫之務，酌增月給，藉以勵其好學之誠，而歡成諸君之美意。且本校對於校役，本有開設夜班之計畫。他日刻期開課，尚須請諸君及其他寄宿舍諸君分門教授，必為諸君所贊成。因何以莊事而及之，並以聞。”

之後，蔡元培親自籌劃校役夜班，從當年3月18日起，連續6天在北大日刊上登出《校長告白》，函告全體同學，招聘教員，希望同學各以所長，分任教科。3月27日，蔡元培又親自主持召開夜班教員會，議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