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外交大臣的信中說：

“我們取得了圓滿的成功，並且遠遠超出了我的預期。我同我的英國同行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他屢次欲將事情推向極端，而這將影響全域性，並常常使我想到，他極欲推翻清王朝並向南京的叛匪伸出援手”。葛羅還借這個機會向伊格那替葉福表示敬意，他曾“不動聲色”地利用了伊格那替葉福的才幹，伊格那替葉福也確實向他提供了“真正的幫助”。

另外，葛羅還為自己與恭親王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感到高興：“我與恭親王的會見，無論從哪個方面，都是與眾不同的。此前一天別人對他有多麼盛氣凌人，我今天就刻意表現出對他有多麼禮貌尊敬”。他洋洋自得地寫道，恭親王當著所有文臣武將的面，大聲地對他說，如果他能在北京再呆上幾天，他將作為朋友而非欽差大臣登門拜訪。

除了向西方開放新的貿易口岸外，北京簽署的協議和條約還允許在北京常駐外交人員，承認基督教的合法性，以及允許外國人到中國的所有地區遊歷，只要他們持有領事館頒發的護照。制訂新的海關稅則，使鴉片交易合法化並對鴉片徵稅，鴉片從此不再經由外商與中國官員相互勾結形成的走私渠道輸入中國。想到海外定居的中國人，從此獲得了移民的自由。在這個表面看來無甚危害的條款背後，實現著隱藏著勞工貿易——也就是販賣勞工——的合法化。正如貿易自由掩蓋著鴉片交易一樣……

同樣，旅行自由為商人的活動以及傳教士的活動提供掩護。中法條約中有一款明確規定：“應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日上諭……又將前謀害奉天主教者之時所充之天主堂、學堂、塋墳、田土、房廊等件，應賠還交法國駐紮京師之欽差大臣，轉交該處奉教之人”。

後來得知，皇上原來在下述三個方面不願做出讓步：外國使節在京師建立駐所，由領事館頒發護照的制度以及開放長江進行對外貿易。

外交官喬治·德·凱魯萊認為，儘管在投入戰場的軍事力量中英國人明顯佔上風，但條約中各款對聯軍雙方給予了同等的待遇，他對此感到滿意。不過，要硬說天平並沒有向英吉利海峽的任何一邊傾斜，就有些過分了。

實際上，英國得到了一個額外條款，租借了位於香港島對面的一塊陸地，九龍半島。後來的事實表明，這是中國政府方面做出的一項重大讓步，儘管當時它不過是一塊不毛之地。保羅·瓦蘭敏銳地指出：“我們沒有在天朝帝國的沿海得到任何立足之地，而英國人遠比我們深思熟慮，他們不僅已經得到了美麗的香港島及其優良港口，還想方設法使中國出讓了廣闊的九龍半島。它位於陸地之上，面向香港，確保而且加強了他們的優越態勢”。

孟託邦心裡也不是滋味。必須從舟山及其港口撤出，使他極不情願，他認為，舟山及其港口本來可以用來抵消英國人對香港的佔領，同時也可以抗衡俄國和美國的貿易進犯。他對葛羅不滿，認為葛羅是為了避免冒犯額爾金才在這一問題上做出讓步。“我發現我們從這場戰爭中所獲甚少，”他這樣抱怨，還補充說這是他與法國特使之間唯一的“陰影”。

葛羅對孟託邦將軍的指責十分惱火，不過他反倒強調他們之間的良好關係。在寫給圖韋奈爾的信中，他說：“他無疑尚未理解這一決定的全部意義，但我希望，他將來更成熟，尤其是經驗更加豐富的時候，會贊同這一決定”。但他仍然有信心說服孟託邦撤出舟山群島，不管出於自願還是應他的請求。在葛羅看來，保留舟山群島是不可能的事。舟山從1842年起被英國人佔領，後來已經歸還給中國人。在他的思想中，舟山島“無論對英國還是對法國，都不是一塊可以據為己有的土地”。要避免這些土地成為與中國發生衝突的誘因，這是不言而喻的。但更為重要的是，要避免使它成為與英國發生衝突的誘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