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其他還沒有痛過的關節，也開始不祥的隱隱作痛。

這種悲慘的遭遇，再堅強的人都會崩潰。柏楊先生的生命彈性可夠大了罷——很多朋友都要向我呈遞“佩服書”，可是我保證我就不能承受這種打擊，更何況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乎哉，劉俠女士最初的反應是不言不語，一天不說一句話，一開口說話就流下眼淚。讀者老爺如果有一位十二三歲的女兒的話，試想一想一旦你的寶貝也成了劉俠的樣子，孩子將會如何？大人又將會如何？這不是“心碎”兩個字所能包括得了的。我如果有本領，我就把上帝老爺拉到劉俠女士面前，讓他瞧瞧他的恩典。

然而，小小的女孩沒有向命運屈服，她沒有下跪，沒有燒香，也沒有埋怨。她面對著命運所加給她的殘忍手段，安靜的露著微笑，她練習寫作。

不過，劉俠女士的寫作要比別人困難百倍千倍，而且是基礎的困難，沒有幾個人能克服的困難。第一、她只讀過小學，很多大學堂畢業生連封信都寫不通，何況小學程度。上帝永遠不會賜給人們奇蹟的，任何奇蹟都出於人們自己的創造。劉俠女士開始看書，再多的書都填不滿她飢餓的心靈，以致她的母親唐綿女士，疲於奔命。二十三年過去了，她的寫作能力已超過了“牧童騎在牛背上，邊走邊吃草”的偉大作家。第二個障礙更可怕，她變了形、彎曲了的手指，根本不能執筆，稍微低頭，脊椎骨就立刻痛苦。《婦女雜誌》編輯黃沁珠女士曾記下她印象：“那天，我在她房裡看她彎卷著手，歪斜著身子，躬垂著頭，握筆的手指，一點一點慢慢在紙上移動，我實在不忍再看下去。”就在每一個字就是一陣痛苦中，她完成了她的一部散文集《生之歌》，和兩部劇本《誰之過》、《囚》。

臺灣沒有劇壇，舞臺劇根本無法演出，而每天都在猛嚷劇本荒的電視公司，如果看到他們那一種提起劇本荒就痛心疾首，求賢若渴的景觀，同情之心油然而生。可是《誰之過》、《囚》並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卻引起香港的注意，而先後在香港演出。——《囚》是今年（一九七七）八月間在香港大會堂演出的，大眾傳播界轟動的報出臺灣文壇這枝奇葩。

《生之歌》，劉俠女士把它獻給媽媽唐綿女士，我們可以想像到，二十三年漫長的歲月中，這位母親對女兒所付出的愛心。——柏老又要發議論啦，我不明白，一年一度的模範母親，為啥不選出劉俠女士的母親、鄭豐喜先生的母親、王曉民女士的母親，天下還有哪一位比這三位更偉大的母親。

《生之歌》很難買到，書攤沒有，書店沒有，打電話到出版該書的巨浪出版社，每一次都沒有人接（我建議巨浪出版社老闆考慮一下是不是應該上吊）。在這本散文集中，我們聽不到病榻的呻吟，聽不到掙扎的吶喊，也看不到命運所加到她身體上和心靈上的殘酷烙痕。每一篇都是那麼安詳，安詳得像牆角下的一株鮮花。僅從這部散文集，誰都不能發現作者所忍受的苦痛。在劉俠女士心靈中，只有愛，沒有恨。這隻有大慈悲的胸襟，才有這種大慈悲的人生。這一點，柏楊先生雖比她老了兩倍，卻做不到她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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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個尊嚴的榜樣（2）

這是劉俠女士對命運挑戰後的勝利果實，在《生之歌》中，她曰：“許多年前，有一位長輩逃離大陸，她因過度思念留在大陸的兒女，導致精神輕度分裂，幾度自殺未果，母親將她接到家中療養。她常握著我的手泣不成聲，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她，只有輕輕摟住她，讓她靠在我肩上，希望以一份親情的溫暖，撫慰她的傷痛的心。分享別人的快樂很容易，然而，與哀傷的人一同流淚，卻是一門艱深的學問。我從小脾氣暴躁，恃寵而驕，上欺姐姐，下壓弟妹，儼然家中的小霸王。但是二十多年來，上帝讓我經歷了極大的苦難，破碎的心，以及無數哭泣的黑夜